田園生活雖然短暫，可李商隱還是通過自己的體驗創作出了一些腦海中閃爍著陶淵明身影的詩篇。吟有“柳飛彭澤雪，桃散武陵霞”詩句的《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卷一）即為其中之一。引用的二句說的是自己載種的柳樹正在白絮紛飛，猶如朱紅色碧空般的桃花業已燦然盛開。李商隱將上述景色比作了陶淵明的“五柳”和“武陵桃園”。此外，他還在《大鹵平後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詩（卷一）中寫道：“依然五柳在，況複百花殘”。馮浩依據“依然五柳在”等詩句，認為永樂乃李商隱的舊居之所，此解當不繆。方才所舉之《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詩中所吟詠的柳樹和桃樹，乃以前所種之樹業已長大之意。《大鹵平後》詩在“況複百花殘”之後出現了“掛冠”字樣，當做辭職解。再有，詩中還有“不憂懸罄乏”的詩句，此句可使人聯想到《五柳先生傳》中“簞瓢屢空晏如也”的句子。再進一步則是寫入了先前所引用的農耕內容，以“還持一杯酒，坐想二公歡”之飲酒句收官。共有十韻的此詩，將李商隱回到永樂舊居的心境借用陶淵明的詩文加以詠頌，可謂是李商隱的《歸去來兮辭》。
白居易也曾深受陶淵明的影響。就此已有諸多論述考證問世，自然毋須贅言，現僅就其與李商隱同樣在服喪退居期間憧憬陶淵明這一相似點略陳一二。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親陳氏辭世。於是，白居易服喪三載，退居故鄉下邽。由於服喪期滿後尚須一年方可複職，故而總計度過了四年的田園生活。在下邽的四年期間裏，可以說是白居易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歲月之一，可以與江州左遷相提並論。但對“閑適詩”的創作來講，卻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這次退居期間，他創作了《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卷五·0212—0228）。
效陶潛體其十六
濟水澄而潔，河水渾而黃。
交流列四瀆，清濁不相傷。
太公戰牧野，伯夷餓首陽。
同時號賢聖，進退不相妨。
謂天不愛民，胡為生稻粱。
謂天果愛民，胡為生豺狼。
謂神福善人，孔聖竟棲遑。
謂神禍淫人，暴秦終霸王。
顏回與原憲，何辜早夭亡。
蝮蛇與鴆鳥，何得壽延長。
物理不可測，神道亦難量。
舉頭仰問天，天色但蒼蒼。
唯當多種黍，日醉手中觴。
白居易在此詩中列舉了自然界或人類曆史上諸多是非善惡與理相悖的現象，並指出能夠使人忘卻普遍存在於天、神、理等所有一切中不合理現象的惟有杯中之物。可以理解成是細說了陶淵明《飲酒》其二中“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之內容的一首詩作。白居易的退居，是其恰逢從左拾遺轉任京兆府戶曹參軍事，且仍兼任翰林學士之人生鴻運高照時期的一個挫折。大約正因為其遭逢了人生命運的擺布，這才力圖在效仿陶淵明的詩歌中追求人生的目標，其結果是催生出了《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而另一方麵，李商隱並沒有象退居中的白居易那樣，歌詠出直麵陶淵明的具有思考性的詩作。雖然與白居易一樣經曆了以服喪為契機的退居體驗，卻並未通過白居易來審視陶淵明。其腦海中浮現出來的大約隻不過是一個身為田園隱士的陶淵明形象而已。在李商隱對陶淵明的理解方麵，找不出白居易對他的影響。如果以感受陶詩為軸心的話，白居易與李商隱的共同點，也隻不過就是因為服喪而產生自田園生活的那份情趣而已。
那麼，李商隱與白居易的閑適詩之間是否根本就不存在影響關係呢？下麵通過永樂退居期間創作的《秋日晚思》詩（卷一）來試作探討。
秋日晚思
桐槿日零落，雨餘方寂寥。
枕寒莊蝶去，窗冷胤螢銷。
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
平生有遊舊，一一在煙霄。
此詩中的典故隻是在頷聯中引用了《莊子》中的蝴蝶之夢和車胤聚螢的故事。李商隱擅於引用生僻的典故，而“莊蝶”和“胤螢”則是常見的故事，故而無損於一首整體上淺顯易懂的詩作吟唱。此聯大約意在吟詠百無聊賴的日常起居的寂寞生活。“零落”與“寂寥”不僅僅限於秋季，它們也是李商隱心像的寫照。李商隱的寂寥感來自自身處境與友人的對比——平素親密無間的友人均遠在朝廷為官，而自己卻不得不孑孓一身在永樂過著幽居的生活。能夠抹消這種寂寥感的，是琴酒之樂和與那些同名利無緣的田野山間之人的交往。
就此詩需要注意的是“取適琴將酒”一句。在李商隱的永樂退居詩歌裏，《春宵自遣》（卷一）中也可以看到陶醉於琴酒之樂的“陶然恃琴酒，忘卻在山家”詩句。琴與酒，乃陶淵明和白居易共同的心愛之物。說到陶淵明，其無弦琴很是有名，此外，在《蠟日》詩中，還出現了“酒中適何多”的句子。於是，“取適琴將酒”一句就可以認為是取自陶淵明的詩句，然而“適”卻正是白居易終生秉持的人生信條。他追求的是精神和肉體兩方麵的舒適，並把得到這些以後的喜悅之情反複表達在他的詩作中。從確立了“閑適詩”這一分類名稱的角度上，我們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構成“適”之境地的意義該是何等的厚重。自不必說，在退居下邽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許多吟詠出“適”的詩句，甚至某一詩作的詩題即為《適意》（卷六·0236、0237）。
鬆浦友久氏的《白居易心目中的陶淵明（下）》（《中國詩文論叢》第六集，1987年6月；又載《鬆浦友久著作選》Ⅱ，研文出版，2004年6月版）對陶詩和白詩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並得出了如下結論：“白居易如他自己將該領域命名為‘閑適’一樣，通過實踐身心適應的自我說理，充分切實地感覺到了‘閑’而‘適’的境地。（中略）而陶淵明則雖然充分切實地感覺到了‘閑’的境地，卻未必充分切實地感覺到‘適’的境地”。誠如鬆浦氏在該論文的注解中所述：陶淵明的作品共計一百三十六首中，含有“適”字的隻有四例。再有，表現了“適”之境地的隻有先前引用的《蠟日》詩中的“酒中適何多”一句，終究遠遠不及白居易例句之眾。綜合考慮上述現象後，李商隱的“取適琴將酒”則應該理解為是意識到了白居易詩作的詩句。李商隱與白居易同樣經曆了服喪退居一事大約構成了重要的背景，進而創作出了受到白詩影響的富有閑適情趣的詩作。
李商隱詩中退居永樂的閑適詩屬於異類，所以評價傾向曆來都比較低調。比如清代的紀昀對李商隱的《春宵自遣》詩的評價是“淺率無味”（《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中）。而張采田在《李義山詩辨正》中則對《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誌遂作憶雪又作殘雪詩各一百言以寄情於遊舊》一詩評價道：“玉溪詩境，盤鬱沈著，長於哀豔，短於閑適。摹山範水，皆非所擅場。集中永樂諸詩，一無出色處。蓋其時母喪未久，閑居自遣，別無感觸故耳”（《玉溪生年譜會箋》頁四八○）。但是，筆者卻認為在受到白居易影響方麵，該時期的李商隱閑適詩具有不容忽略的意義。
最後介紹兩位詩人共同使用的某種遊戲性創作形式各兩例，以為此章收尾。其一是一篇運用了羅列同類事物名稱這一寫作手法的詩作。下麵這首白居易的《閑園獨賞》（卷六五·3213）在詩題下附有“因夢得所寄蜂鶴之詠，引成此篇以和之”的自注。所謂“因夢得所寄蜂鶴之詠”是指劉禹錫的《晝居池上亭獨吟》（崇蘭館本《劉夢得文集》卷三）。白居易的唱和詩以劉詩在頷聯上使用了“靜看蜂教誨，閑想鶴儀形”之鳥蟲的名稱為基礎，再穿插進物名後吟詠而成。又，劉禹錫以《和樂天閑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呈今辱蝸蟻妍詞見答因成小巧以取大咍》詩做了酬唱。今僅將白詩記述如下。
閑園獨賞
午後郊園靜，晴來景物新。
雨添山氣色，風借水精神。
永日若為度，獨遊何所親。
仙禽狎君子，芳樹倚佳人。
蟻鬥王爭穴，蝸移舍逐身。
蝶雙知伉儷，蜂分見君臣。
蠢蠕形雖小，逍遙性即均。
不知鵬與，相去幾微塵。
詩題中所說的“閑園”在起句中作“郊園”，故而似乎並非指履道裏白居易的自宅庭園。此詩凝聚了想當高的技巧，在采用排律的基礎上，再穿插進吟詠物名的寫作手法，將園中的鳥蟲樹木依次詠進詩句。著眼於細微的生態，內容涉及到了《莊子》的哲理。第七聯擬作如下解釋：緩慢爬行的蚯蚓雖然微小，卻與道德高尚的人同樣具有“逍遙”的本性。接受了“逍遙”一語的末聯是將《莊子·逍遙遊篇》的寓言——以小小雀難以理解大鵬的寓言來說明“小大之辨”並轉化為“齊物論”。這兩句大約說的是：如果從萬物齊同之道來看的話，沒想到大鵬和雀的大小差異竟如微塵一般。抑或這首詩是一首含有寓意的詩篇也未可知——它將在長安掌權的高官和滿足於洛陽分司職位的白居易本人比喻作大鵬和雀。其探求的筆致暫且不論，此詩詠自微不足道的鳥蟲，進而延伸到誇大的哲理方麵，結尾處令人產生詼諧的感受。而具有遊戲性的穿插物名之寫作手法則更是釀出一種幽默氛圍。誠如劉禹錫在詩題上所言，“因成小巧以取大咍”，此詩乃一遊戲幽默之作。創作時期正是發生甘露之變的大和九年（835），這就更加增強了此詩乃是一首針對當權者，含批判於詼諧之中的寓意之作的認識。
李商隱也使用物名形式創作了下述律詩。
蠅蝶雞麝鸞鳳等成篇（卷三）
韓蝶翻羅幕，曹蠅拂綺窗。
鬥雞回玉勒，融麝暖金。
玳瑁明書閣，琉璃冰酒缸。
畫樓多有主，鸞鳳各雙雙。
此詩是在律詩格式所要求的對偶基礎上，講究羅列物名的技巧。關於詩題，朱彝尊認為“題怪極，不可解”（《李義山詩集輯評》卷上），但似乎可以解釋成“用蠅、蝶、雞、麝、鸞鳳等詞語來吟成一篇詩”的意思。首句“韓蝶”取自戰國時代宋康王舍人韓憑妻子貌美，王欲奪之，韓自殺，韓妻為殉情投台而死，死後衣化為蝶的故事（見《太平寰宇記》卷一四《濟州·鄆城縣》引《搜神記》）；而下句“曹蠅”則使用了三國時代吳國著名畫師“曹不興善畫，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的趣聞（見《吳誌·趙達傳》注引張勃《吳錄》）。第三句遵從《李商隱詩歌集解》的解釋，擬作鬥雞結束後，改換鑲嵌了玉石的馬頭絡銜方向解。第四句的“融麝”指的是融進了香末的燈燭。後半所描寫的是在漂亮的樓閣上擺設豪宴暢飲盡歡的幾對男女。清代程夢星的評語是：“此平康北裏之誌也。一物當屬一妓。故末以雙雙有主結之。”（《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卷上）此詩被解釋為在孫棨的《北裏誌》中可以看到的以青樓妓女為對象的遊戲詩作。雖然難下定論是否將每一個妓女都比作了鳥蟲，但可以令人信服的是，這確實是一首吟詠於妓館的酒令般遊戲詩作。如果當時這種物名詩歌曾廣泛流行於花街柳巷的話，則白居易便有可能進行摹仿並創作了前述詩篇。此詩與白詩的關聯性早已為馮浩所論及。不過，可以想像的是，李商隱也有可能是從花街柳巷習得了這一技巧。因此，難以斷定此詩確實接受了白居易影響的詩例。
不過，李商隱的作品中含有這類物名詩歌，又多有詠物詩、賦，這一事實在探討他的博物興趣方麵應該引起注意。但是，對一邊期待著踏入中央官場，一邊長期擔任節度使幕僚的李商隱來說，他的詠物詩、賦，與其說是盎然興致使然，莫如說正是其發揮淵博學識，進而向人們展示其機智文才的最好形式也未可知。
下麵我們就舉出一種“當句有對”（句中對）的詩例進行賞析。這是一種於白居易和李商隱雙方均可看到的遊戲性較強的詩歌形式。白居易的作品引自蘇軾《東坡題跋》卷二《書樂天詩》，屬於集外佚詩，詩題為《寄韜光禪師》（補遺·3712）。據蘇軾言，其父蘇洵生前曾有過白居易的真跡。
寄韜光禪師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鍾聲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此詩采用了律詩的形式，而且除了末尾兩句外，所有的句子均采用了當句對（一句中自成對偶）的技巧。針對此詩，李商隱的作品如下所記，所有的詩句全部以句中對構成。
當句有對（卷三）
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鴦瓦漢宮盤。
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幹。
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鸞。
三星自轉三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
關於這一形式，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華書局補訂本，1984年9月，頁一一）中曾經談到：趙翼在《甌北詩話》（卷一二《詩病》）中認為是以王維《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裏訪呂逸人不遇》詩之“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為基礎創作出來一說並非妥切。並述曰：“此體創於少陵，而名定於義山。”此外，他還例舉出杜甫和李商隱使用了句中對形式的詩聯為證，並談到了這首《當句有對》詩。其中所舉杜甫詩句有《聞官軍收兩河》中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曲江對酒》中的“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及《白帝》中的“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所舉李商隱詩句有《杜工部蜀中離席》中的“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及《春日寄懷》中的“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誠哉斯言！大約可以做出如是解釋了——即李商隱也曾接受了杜甫的影響，他很可能是從杜甫身上學到了這種技巧。可以說在《杜工部蜀中離席》詩中使用了句中對寫法，這本身就說明了一種承繼關係。但是，杜甫隻是限於在所有律詩中的一聯內使用這一手法，而將其擴展開來的則是白居易。因此，就《當句有對》詩而言，應該理解為李商隱從白居易的作品中學習了更多的寫作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