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不亂，孰為文采！”在中國對“五色”很講究的，黃色不是誰都能穿的，皇族才行。豔霞君今天穿的這個色調在當時是“僭越”，是大不敬啊！除了辦喜事，紅色也不能隨便用。從先秦到漢魏晉，老百姓隻能穿“緇衣”，黑色的，白色也不能隨便穿。顏色都是有嚴格等級製度的。“五色”，青黃赤白黑，在服飾上有尊卑貴賤高下之分。
“五聲不亂，孰應六律！”上古的音樂是屬於貴族的，“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春秋時代，天子有天子的音樂，諸侯有諸侯的音樂，大夫有大夫的音樂，是有差別而不能隨便用的。在葬禮上，也是有規矩的，棺槨都是有等級的，天子當用幾重棺槨，諸侯當用幾重棺槨，一般大夫又當用幾重棺槨，老百姓就談不上了。
貴族和政治家們對音樂是很講究的，我們這裏，隻有陳主任這般年紀的才有切身的感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東方紅》那首樂曲，平常大家都可以唱，但是“最革命”的時期，國歌都廢棄不用，而播放《東方紅》。為什麼呢？它要提升那個時候的政治氛圍，那時的政治氛圍是“文化大革命”出生以後的人難以想象的。那時如果唱點輕鬆的歌曲，如《外國名歌兩百首》中的，對不起，你在唱黃色歌曲，在唱資本主義的歌曲，要剃你陰陽頭，開你的批鬥會，抓你去勞教。這個也是亂了“五聲。”在階級鬥爭年代，放音樂、唱歌都是有規矩的。什麼能唱，什麼不能唱，什麼環境該奏什麼樣的樂，都是有規矩的。現在放鬆了，唱點黃色小調也沒人料理你。不過現在也要整頓了，要把網絡上不健康的東西都要管起來。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莊子在前麵一係列議論以後，毫不客氣地說，“殘樸以為器”，把自然本樸的、原生態的東西破壞了，搞成社會的、利益化、商品化的“器”，是“工匠之罪。”以社會化的仁義替代自然性的道德，是“聖人之過。”誰是聖人呢？堯舜文武周公嘛，正是因為這些聖人搞的禮樂刑政，讓自然、平等的人，被社會化為三六九等，大家都要遵循這個規矩，這就使人失去了人的自然之“德”，自然性越來越弱，社會性越來越強，必然就會引出社會的無窮麻煩。自此以後，社會的是非、官司、戰爭就如小溪彙成江河，驚濤駭浪且洶湧澎湃了。
上古時代，除了給我們留下一些地下文物外，當然不會留下“文獻”記載。但我們相信，原始人類在一百萬年前、十萬年前或者一萬年前，至少是相對太平的，沒有那麼多血腥，都是處於“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夏朝四五百年，商朝五六百年，周朝八百年，都是非常長的朝代。
上古的曆史記載很奇怪，夏朝時除了夏禹的時代有些記載，到了末代夏桀引起成湯革命有些記載，但中間四五百年間在曆史上基本是空白。除了在甲骨文、在《史記》中有曆代世係，哪一代是什麼帝王，有世係的名錄表外，中間好像都悄然無聲。社會平靜，沒有鬧騰的故事，就沒有什麼可以記載的。到了大的動亂時期，成湯革命熱鬧一下，就有文獻記載了。成湯革命以後，初期幾十年也是有點動蕩，到盤庚遷都以前，中間經曆了幾百年，也沒有什麼故事傳下來。因為盤庚遷都是個大事，《尚書》裏麵還保存了這一篇。韓愈說自己讀《盤庚》篇的時候，覺得舌頭都抽筋，文句都讀不順。韓愈這樣的文學大家都讀不懂，說明這篇文章是真的。盤庚以後到殷紂王期間，基本上又是空白，殷紂王聞名天下，是因為有周文王、周武王革命，這又熱鬧起來。所以中國的文獻記載，從周武王開始才逐漸清晰。
周武王、周公分封諸侯以後，一直到周厲王，這中間一二百年的曆史，基本也沒怎麼記載。周穆王會西王母，是漢代以後才出現的傳說，是很朦朧的。周厲王以後，周宣王、周幽王、周平王，都是在“周召共和”（公元前841年）之後，從這一年起，中國曆史的記載才每年不斷，沒有空白點了。這說明以前的人，的確都比較淳樸，那個時候自然性的道德被毀得還不厲害，仁義的口號也不是很響亮。仁義真正響亮起來，是因為孔子和孟子，孔夫子提倡仁，孟夫子鼓吹義。春秋戰國時期諸侯漸漸殺紅了眼，上千家諸侯到了戰國初隻剩十二家，最後隻剩七國了。這些曆史我們不去強調，也不必去細說，但我們要明白的是自然性和社會性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的矛盾和麻煩。
伯樂錯在哪裏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作為自然的馬，在草原上吃草、飲水，歡喜的時候“交頸相靡。”一家子的馬兄馬弟、馬姊馬妹、公馬母馬，歡喜的時候大家就互相“交頸相靡”，發脾氣的時候就“分背相踶。”公馬爭鬥時，不像牛羊那樣以頭相撞，也不像獅子、老虎使用堅牙利爪，馬主要的攻擊方式就是用後蹄“相踶。”馬的本事就是如此而已，沒有什麼更多的了，我們看小孩子打鬥時能有多大的能耐？沒有多大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