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這是對前麵“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之後，進一步對馬的“人治。”“衡”是什麼呢？我們看見耕田的牛，脖子上要套個東西；拉車的馬，頸上和肩頭上也是有個東西，把它墊住。背後一個木杆繩索，通過馬的肚皮，就牽著馬車跑路了。“扼”就是馬嚼子和韁繩。“月題”就是在馬額頭上裝飾的花紋，用絲綢或麻布，鑲上金屬的裝飾品。
“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野生的馬很簡單，“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互相嬉戲或打鬥一下而已。但是馬被人馴養以後，就不一樣了。“介倪”，你給它套套子的時候很不高興，眼睛斜著看你，發脾氣，很委屈。“闉扼”，要去幹活了，把馬從馬槽裏麵牽出來，上套的時候，馬總是左擺右擺，不願意被套。有脾氣的馬亂蹦亂跳，往往要套若幹次才能套上，它實在不願被套而失去自由。“鷙曼”就是要想方設法從你的約束下逃跑，擺脫羈絆。“詭銜竊轡”，給它安上馬嚼子的時候，馬要咬，不願接受人類給它的約束，想逃出這種桎梏。
“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那些反抗的馬，野性十足的馬，都不甘受人的支配，想盡辦法跟你鬧騰。人在馴化馬的過程之中，馬反抗人的狡黠也出來了。還不僅僅是馬，狗、牛、驢、駱駝都有偷懶的時候，也有對付人的方法。當然人一眼就看穿了馬牛的伎倆，所以它們也沒辦法，隻得乖乖地服從人。
馬本來是很樸素的，現在在人的調養下，馬知道反抗，馬知道這樣不幹，那樣不幹，這個是“伯樂之罪。”現在把小孩子送到學校去，特別是幼兒，很多都會想方設法給父母設難題、提條件，給老師惹麻煩。古時沒有幼兒園，不論城市鄉村，孩子都在家裏自養，哪有今天小孩子那些麻煩人的心理。
莊子在這裏，講得很刻薄辛辣，對社會性的批判毫不客氣。莊子在其他篇章裏，如在《駢拇》《天地》《天道》《天運》中，在《在宥》《繕性》《刻意》中也在談這些事。莊子的三十三篇除了《齊物論》《秋水》等少量篇章裏大談義理，在《大宗師》《達生》《山木》等篇章裏談怎麼修道外，幾乎每一篇都涉及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的矛盾。我們應怎樣去料理呢？對修道的人而言，首先要淡化社會性，如果社會性淡化不了，就會與自然性處在尖銳的矛盾之中。
如今生態形勢嚴峻，森林被砍伐殆盡，湖泊大量消失，大量的沃土被城鎮化、工業化了，水汙染、空氣汙染，中國東部和中西部的都市圈都在霧霾的籠罩之下，強霧霾占到了一百多萬平方公裏啊！看美國、日本的氣象衛星圖，整個華北的霧霾漂洋過海到了朝鮮半島和日本。整個華北、長江中下遊，四川的成都和重慶上空的霧霾，太可怕了。這就是如今人和自然的關係。有人把中國北京、上海和首爾、東京、紐約比較，中國的生態環境真的是很可怕。整個華北平原基本沒有綠色，長江中下遊的綠色也不多。全中國成片的綠色隻有大興安嶺、雲南的少數地方，四川的少數地方有點綠色。大多數都是黃色、褐色。這個就是人類和自然的矛盾，已嚴重威脅到人類社會能否繼續生存下去了。
就個人而言，在珠三角地區工作的節奏很快，成都好一點，成都人懶散，社會性比北京、上海、廣州弱一些。“北上廣”的人社會性就越來越強，人的壓力、疾病特別是心理疾病越來越多。作為社會的細胞，每個個人必然承擔著社會與自然的矛盾，離開了具體的個人，就無所謂社會。所以社會與自然的矛盾，真正擔當的還是具體的每一個人。作為具體的人，如何解放自己被桎梏的自然性，如何減少、淡化過分膨脹的社會性，最終從社會性的桎梏、牢獄之中解脫出來？佛教講解脫，道家講逍遙，我們怎樣使自己在社會性中解脫而得逍遙？
總而言之，貪嗔癡慢疑這些“煩惱”是社會性的，不是自然性的。自然性僅僅就是溫飽問題，是“食色性也”而已。吃飽肚子不受寒涼，這個是最簡單的，要滿足也很容易。吃飯是自然性的，而吃一千元一桌的酒席，一萬元一桌的酒席，還是十萬元一桌的酒席，則是社會性的問題。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結婚生子養育後代是自然性。所以《易經》鹹卦講：“鹹，亨，利貞，取女吉。”上古時代，男女婚配是自然之事，“桑林之會”是下層民眾男歡女悅的自然交往和婚配的場所，沒有門當戶對之說，沒有20世紀時經濟困難期間“三轉一響”類的“聘禮”，更沒有如今的房子、車子、（錢）折子、帽子（文憑）、椅子（官位）這類新“五子登科”的扭曲。“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質樸時代的情境，如今隻有在古代的詩歌中得以一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