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萬德
仇猶國，是由白狄族人在春秋中期建立的國家，都城遺址在今盂縣城大東門外東北0.5公裏許。其疆域東北與鮮虞、中山國毗連，西南同晉國接界。到了戰國初期，仇猶國被晉國的六卿之一智伯所滅，《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淮南子》、《史記》等古文獻中均有記載。對於“仇猶”二字，史書記載多有不同，《韓非子》作“仇繇”，《呂氏春秋》作“夙繇”，《戰國策》作“厹由”，《淮南子》作“仇由”，《史記》作“仇猶”，《漢書》和《說文》作“猶”。還有一些史籍及其注釋中，書作“仇首”、“仇酋”、“仇吾”、“夙由”、“泉仇”等，但後人多以《史記》所作的“仇猶”為統稱。
仇猶文化，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是中國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古先賢所撰記的仇猶國史實，給後人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資料，是盂縣大地上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開端，故應視為盂縣乃至整個陽泉市境域的根祖文化。近年來又有一些有識之士，從不同角度對仇猶國史進行了研究，亦取得了不少可喜成果。
為了進一步挖掘和弘揚優秀的仇猶文化，起到以史為鑒、古為今用之作用，餘依據古籍文獻記載、國內文史大家著論、考古發掘出土文物和民間傳說等資料，綜合考訂成此拙作。文中難免有欠妥之處，還望方家和同仁們賜教指正。
姓氏源流
中華姓氏源遠流長，數量繁多，來源複雜，曆史上曾出現過12000多個姓氏，為世界之最。在上古時期，我國姓和氏的意義並不相同，“姓”隨母而來，是表示血緣關係的世係同族稱號，起源於母係氏族社會；“氏”隨父而稱，則是由同姓衍生出來的分支，來源於父係氏族社會。故《通鑒外紀》注中雲：“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所自分。”《通誌·氏族略序》中也雲：夏商周“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在春秋、戰國時期，又由百餘個國名、上千個邑名派生出眾多的姓和氏。到了漢代姓和氏才逐漸合二為一，並以“姓”作為姓氏的專用字。伴隨著漢文化影響的不斷擴大，民族融合步伐的日益加快，很多少數民族在采用漢語、漢字的同時，亦改用漢字為姓，故我國的姓氏便逐漸縮減到今天的3000多個。
中華兒女都是炎黃子孫。傳說炎帝居薑水流域，因以薑為姓，其苗裔有烈山氏、共工氏，後又演變為齊、呂、申、許四個分支姓。又傳說黃帝居姬水流域，因以姬為姓，《國語·晉語》載：“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陽與蒼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為姬姓。”此外，還有傳說中的伏羲氏等，這些都是華人姓氏之源頭。
到了周代的曆朝帝王均為姬姓，屬黃帝之子青陽、蒼林的後裔。故《山海經·大荒西經》載：“有西周之國，姬姓。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史記·夏本紀》雲：“棄為周，姓姬氏。”又在《周本紀》中雲：“封棄於邰，號曰後稷，別姓姬氏。”周天子分封給公族的領地如魯、晉、鄭、衛、燕、虞、虢、吳、隋、巴等國都是姬姓。分封給異姓貴族的齊、申、呂、許等國是薑姓，秦、徐等國是嬴姓，楚國是羋姓，殷人後裔的宋國是子姓，夏人後裔的越國是姒姓，虞舜後裔的陳國是媯姓。
狄人，是黃帝的嫡係後裔犬戎的一支，故多為姬姓。如史籍記載的驪戎，亦稱為“草中之戎”與“驪土之狄”，其君即為姬姓。《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曰：“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姬姓。”杜預注：“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國語·晉語》中亦雲：“〔晉〕獻公卜伐驪戎”。韋昭解：驪戎“在驪山，其君男爵，姬姓。”《潛夫論·誌氏姓》載：“隗姓赤狄，姬姓白狄。”《通誌·氏族略二》雲：“白狄氏，狄之別種。”春秋時期，白狄族有鮮虞、仇猶、肥、鼓等四個部落集團，皆為姬姓。其中鮮虞、中山人數最多、占地最大，且又為白狄族聯盟國之領主，故史乘對其姓氏多有記載。如韋昭解《國語·鄭語》：“鮮虞，姬姓，在狄者也。”範寧集解《春秋穀梁傳》：“鮮虞，姬姓，白狄也。”杜預《春秋釋義》雲：“鮮虞、中山，白狄，姬姓。”明萬曆版《盂縣誌·卷之一》在“人物像”首頁上書：“春秋晉太子仇猶伯姬公諱於之像”。雖其全稱有誤，但也點明了仇猶為姬姓。既然仇猶為白狄部落集團之一，那就應是姬姓無疑了。
仇猶亡國之後，其國民又以國為姓。《古今姓氏書辨證》載：“仇由氏，或作仇繇……為智伯所滅，後人以國為氏。”《路史》雲：“仇繇之後有仇吾氏。”《姓氏尋源》曰：“仇由氏……為智伯所滅，後人以國為氏。”明萬曆版《盂縣誌·卷之二》謂：“古仇猶國，後世以仇為姓者昉此。”《漢語大辭典》說：“仇吾，即仇由。《通誌略·氏族略二》：‘韓子雲：仇吾國為智伯所滅，因氏焉。或作仇繇。’”此外，有少部分人因避難，而用仇的同音字以“求”為姓。之後，在近2600年的演變中，亦有少數人嫌“仇”、“求”之字不雅而改作他姓。在2007年全國姓氏人口排名時，仇姓列在第258位，人口數為356000餘人，仍處於3000多個姓氏的前列。2010年在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時，盂縣仍有仇姓人口138人，比199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的101人增長了36.63%。他等。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仇猶子孫枝繁葉茂，英才輩出，他們遍及中華大地，至今仍以一大望族而著稱於世。
族稱源流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史書中對夏、商時代就有“四夷”和“五方之民”的記載。四夷，是泛指居住在中原地區四周的民族。《禮記·王製》載：“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食火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食火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史記·夏本紀》雲：“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墨子·節葬》中亦雲：“堯北教乎八狄，舜西教乎七戎，禹東教乎九夷。”五方之民，是謂華夏族和夷、戎、蠻、狄四族之民。《禮記·王製》曰：“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五方之民，語言不通，嗜欲不同。”這裏所說的“中國”，是指當時華夏族所居的中原地區。《爾雅·釋地》載為：“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周禮·職方氏》記為：“四夷、八蠻、七閩、九駱、五戎、六狄。”二書所載的不同數目，很可能是指夷、狄、戎、蠻不同時期的部落集團之數。
狄族因居住在我國北方，故又稱為北狄。《禮記·王製》載：“北方曰狄”。狄，亦作“翟”。祁寯藻《說文聲訂》中雲：“狄音義近翟，《春秋》狄泉，《穀梁》作翟泉是也。《漢書·匈奴傳》凡狄皆作翟。”狄人，早在夏代之前就已出現，如上引“堯北教乎北狄”、舜向堯帝諫言“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即是。狄人與周人本同根同源，均為黃帝之裔。他們在生息進程中相互依存，互相滲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格局。《國語·周語》載：“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韋昭、鮑彪注：“翟，或作狄，音同。堯封棄於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邰，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邠，一作豳，在今陝西旬邑縣東北。《史記·周本紀》亦載：不窋、仇猶、肥、鼓等四個國家，長期繁衍生息，直到公元前296年，白狄族的最後一個國家——中山國才被趙國所吞並。至於仇猶屬何族稱，在漢代古籍中隻籠統記載為狄族人建立的國家。如高誘注《戰國策》：“厹由，狄國。”高誘注《淮南子》：“仇由，近晉之狄國。”裴駰集解《史記》：“許慎曰：仇猶，夷狄之國。”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對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方肯定了仇猶為白狄族的一個主要支係。如1987年版《民族辭典》雲：“仇由，又作‘仇繇’、‘夙繇’、‘厹由’、‘仇猶’等。春秋至戰國時白狄的一支。”何光嶽先生在《北狄源流史》中亦雲：“按仇由氏乃白狄正宗”。餘也認為，既然赤狄、長狄、眾狄早已敗亡，而仇猶又係鮮虞、中山國的聯盟國之一，故應為白狄族無疑。
從上述史實可知，華夏族不是從盤古開天地就有的，漢族也不隻是由華夏族演變而成的，當今的56個兄弟民族尤其是漢族，皆是由“五方之民”逐漸混血共同融合而形成的。
遷徙源流
在秦統一中國之前，各國和各族部落集團之間，經常為拓疆擴土而相互征伐，並在征伐的過程中逐漸融合，從而譜寫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有聲有色的悲壯篇章。
早在商代末期，狄人就逐漸強盛起來，並經常與周人相互征伐。如《毛詩故訓傳》載：古公〔亶父〕處豳，又同狄人大戰了兩次，《中國曆史大事年表》輯引《小盂鼎》銘文拓片雲：“康王命盂率師伐鬼方，一次俘獲鬼方首領三人，斬首四千八百多，俘人一萬三千餘，並獲得許多車馬牛羊；一次俘獲鬼方首領一人，斬俘數百人。”此係周王室一家之言，並非戎狄就一敗塗地。到了西周末年，由於秦晉爭雄、戎狄交侵，致使周王室國力衰微，不得不被迫東遷。《史記·晉世家》載：“〔晉〕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由此看來，秦所以能升格為諸侯國，乃也借助了戎狄之力。
狄族人原先主要居住在今寧夏東北部、陝西北部、甘肅東部、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和內蒙古一帶的廣袤境域。如《史記·匈奴列傳》雲：“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狄……攘戎翟於河西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集解》引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間。”圁，古水名，即今陝西北部的禿尾河。洛，古代稱北洛水，即今陝西北部的洛河。《正義》引《括地誌》雲：“近延州，本春秋白狄所居。”說明晉文公所伐之戎狄，主要是居於今陝北地區的白狄部落集團。
進入春秋時期，狄族人漸次大批南遷，同中原地區的華夏族交錯而居。春秋初年，在周王室所居的洛邑周圍，諸侯崛起爭雄，戎狄蜂擁而至。《國語·鄭語》雲：“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逼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以為淵，戎狄之民實環之。”《左傳·昭公十五年》載：晉居深山之中，“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三十一》中反複雲“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況文公之時，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與晉都遠不相及……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
狄人曆來以遊牧為主業，有騎馬射箭的傳統本能，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勁旅。他們進入中原大地後，經常由北向東南征伐，如公元前662年伐邢國，並大敗周師，甚至還迫使周襄王奔鄭國避難。在秦晉兩國爭奪霸主地位期間，白狄有時與秦聯合攻晉，有時又與晉聯手伐秦，如公元前602年同秦攻晉、公元前583年與晉伐秦等。至於狄人侵鄭、齊、魯、宋等國，更是屢見於史籍所載。由此可見，北狄族人從今甘肅、陝西一帶啟程南遷後，曾經略今山西、河北、河南，直抵今山東境內，在中原大地上縱橫馳騁，勢力之強大可見一斑，故《公羊傳·僖公四年》有“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說法。
仇猶先祖，原先居住在今甘肅成縣西的仇池山中。史學大家何光嶽先生在《北狄源流史》一書中雲：“按仇由乃白狄正宗，始起於今甘肅成縣西仇池山”。此說，正好與餘之考究推論相吻合。仇池山，原本名仇維，又稱翟堆、仇夷、百頃山。是山聳立於西漢水北岸，主峰海拔高1793米，方圓麵積為15平方千米。西晉初，楊茂搜統領氐族部落於茲建立仇池國，後被前秦苻堅所滅。到了東晉時，楊氏後裔內附北魏，遂於太和二十年置仇池郡。《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仇池山，在甘肅成縣西，一名翟堆，又名百頃山。《三秦記》：‘山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名仇池。’絕壁峭拔，惟有東西二門，盤道可登，山中有池百頃，煮水為鹽。魏晉之世，氐酋楊氏世據此。”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雲：“漢水又東南徑翟堆西，又屈徑翟堆南，絕壁峭峙，孤嶮雲高，望之形若覆壺。其高二十餘裏，羊腸蟠道，三十六回。《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宋蘇軾《和桃花源》詩序：“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餘曰：吾嚐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可以避世如桃源也。”生活在仇池山地區的老百姓，至今仍將仇池山視為神仙所居之山，並一直傳說伏羲氏、軒轅黃帝均生於是山。當地有民謠雲：“伏羲仙崖第一景，軒轅神修滾龍珠。東石無垠西石勺，中洞潛藏小有天。四大菩薩雲霄殿，八仙上壽吉祥山。一上仇池百頃田，麻姑仙洞幾千年。”近年來，還在仇池山中出土了青銅劍、戈、鏃、斧等，當應是仇維先祖墓的隨葬之物。
仇維山，是因仇維人曾在此居住而得名，後漸次演變為仇池山、百頃山等。從酈道元所雲“翟堆”、“仇夷”之名看，也正好說明該山是狄人所居之地。其山名稱的演變，亦與今盂縣的仇猶山演變為原仇山、高神山相類似。仇維與仇猶音相近，仇維應為仇猶先祖的族稱，或當仇維、仇猶之名原本應擇一而稱，是後人在記史時因傳說不一或發音稍偏，而將兩處之地名分別書為“仇維”和“仇猶”了。
在北狄人內遷的大潮中，仇猶先人由隴東至陝北，與當地同宗同族彙合後結伴而行。他們翻山越嶺，涉水渡河，穿越險阻，遠離秦晉，最後在太行山北段兩翼定居下來。那麼，大批北狄人從北疆徙至中原的成因有那些呢？依本人愚見，大致有如下四方麵：
一是中原大地沃野千裏，氣候溫和，森林茂密，水草豐美，自然環境優越，是宜居宜牧宜耕的佳境，對邊境的北狄族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故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會湧入內地，爭奪占領生存的地盤。
二是周平王東遷後，諸侯爭霸、氏族相殘、卿大夫掠地的情況愈演愈烈，在中原陷入混亂局麵的大背景下，卻正好給北狄族人南遷創造了有機可乘的客觀條件。
三是晉獻公時聽信驪姬讒言，隻顧製造內亂，不顧攘外興業，故北狄族人正好可借機南遷而立足。晉文公之盟，齊、陳、蔡、北燕、杞、胡、沈、白狄等國君方朝晉。這些記述說明在50餘年間，晉國隻能通過結盟的方式與戎狄相處，從而出現了晉國與戎狄共同發展，互利雙贏，長期和睦相處的新局麵。
四是北狄人以強悍著稱於世，一旦聯合起來，勢力就會十分強大，故當他們越過秦晉兩個強國的防線之後，就會在邢、衛、溫、鄭、齊、宋、魯等國之間，出現縱橫征伐、銳不可當的強勢，這是北狄族人遷入中原大地的立足之本。
國史源流
仇猶部落徙抵太行山北段西麓後，並非能馬上建國，他必然要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待人丁興旺、部落強盛後方可立國。那麼，究竟何時建國、立國時間多長、國情狀況如何、消亡於何年、國民的去向等，就應是我們研究仇猶國史的核心課題。
一、建國時間
對於仇猶國的建國時間，史書均無明確的記載。餘曾在1985年、1986年分別撰寫的《建立仇猶國的民族》和《仇猶國是怎樣被滅亡的》二文中，按照狄人大批南遷的高潮年代，推定在公元前569年。之後，即被部分同仁認可引用，並載入1995年版《盂縣誌》中。但從後來所收集的若幹資料中再三考究，就覺得原來推定的立國時間似乎稍晚了一些。
一是從史書記載中深究，似可將仇猶的建國時間前移。據《史記·晉世家》載：晉獻公“十七年，晉兵解而去。”加之鮮虞氏早已於西周末就已立國，則佐證了白狄族於此前已在霍山以北的廣闊之地繁衍生息。餘以為，在晉獻公寵信驪姬而內亂不止的時期，仇猶氏當已發展壯大，並在鮮虞的支持下，於此時立國是可能的。
二是從出土的尖首刀幣斷代，亦可將仇猶的建國時間前移。1996年5月9日上午，在紅崖頭村山頂部盂縣氣象局大門西南20米處出土了一大批尖首刀幣，皆為鮮虞、中山、仇猶、肥、鼓、勺梁等白狄族人所鑄行。後經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黃錫全先生鑒定，認為“甲型Ⅰ式要早於Ⅱ、Ⅲ式，應推定在春秋中期以前……甲型Ⅱ、Ⅲ式大型弧背刀，其鑄行年代下限在前489年”字刀少6.2克，鑄行年代應在春秋中期至戰國早期。
按以上二點綜合推論，仇猶國的建國時間當應推定在公元前65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間。
二、都城建置
古人擇地而居，十分注重風水。仇猶先人徙至太行山北段西麓時，與當地的土著人共同生息，最初依然是在沿河川兩岸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便擇選了在四麵群峰環列，中間盆地平坦，有二水環繞的一個大土丘上建築都城。茲地背山、近水、向陽，是形若二龍戲珠之風水寶地。待城池竣工後，便擇選良辰吉日自立為仇猶國，並稱雄於晉東之地百餘年之久。
1、仇猶古城的位置。據明洪武版《太原誌》載：“仇猶城……在盂縣東一裏……今遺基尚存。”明成化版《山西通誌》也雲：“仇猶城，在盂縣治東北一裏……城址尚存。”後來經專家考察、考古發掘，斷定其具體位置就在今盂縣秀水鎮北村、東園、水泉、南坪、北關等5村之間。韓、趙、魏三家分晉後，趙國將仇猶城改稱為原仇城，取原來的仇猶城之意而名。隋開皇十六年置受州於盂縣城，並於原仇城內設置了“信童府”，作為駐軍的管理機構，其兵營也駐紮於城內。隨著政治、經濟、文化、商貿中心的轉移，原仇城便漸次荒廢，大部分被淹沒於農田和草叢之下，但在遺址北部邊緣的城牆依然高聳可見，東南部邊緣均建有整片農舍，西北部邊緣還有一段高5米長20米石砌城牆聳立於香河岸邊，後人世代相傳，稱此地段為“古城坪”。
2、仇猶古城的麵積。據明洪武十三年版《太原誌》載：“仇猶城，周九裏六十步。”此指外城牆周長，合今製為4600米。同時，在城牆外3—5米處還築以7—9米寬的城壕溝，當作為護城河之用。內城周長三裏五十步，合今製1583.33米。其都城建置之宏偉，在當時被周王分封的諸侯國也是無法比擬的，充分展現了“天子之居，非壯麗無以重威”傳統的源流。它也足以說明，一是仇猶國經濟實力強盛，有雄厚的人力物力支撐；二是仇猶國不屬於周天子分封的諸侯國，故也不受其規製的約束，所以也就談不上“僭越禮製”了。
3、仇猶古城遺址的毀損。這座雄偉壯觀的古城遺址，國內實屬少見，但由於種種原因而保護不力，並屢屢遭到人為的毀損，實在令人歎惜不已。一是1951年，在盂縣一區區長張鳳山主持下，由北關、南坪二村出動勞力，開展了改河造地工程，將原經北關村前向東、折北、轉西而又向北、折東至南坪村前彎曲環流的香河，在折北而尚未轉西處將古城北城牆塹開約25米寬的一個大壑口，遂使香河改道順流。據參與施工的老者說：“古城崖高、厚都有30來米左右，有一部分土質十分堅硬，由一層層的夯土築成。”說明香河在舊時經流北關村東部的過程中，逐漸浸蝕了古城遺址西部部分地段，此次改河亦毀損了一段古城牆。
二是1985年至1988年，北村在古城坪取土燒磚中，將古城遺址的西北部一大片挖空，同時也露出了一大段南北走向的內城牆遺跡，夯土版築痕跡清晰可見，為考證仇猶古城展現了依據，這亦許是“壞事變好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