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2003年修築金龍東街時，將殘存的67米內城牆完全鏟除。當時社會各界曾呼籲保護這段古城牆，並建議於此設立“仇猶古城遺址公園”。是年8月1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這段古城牆進行了搶救性發掘，認定“牆體下部寬5.8米，殘高1—1.5米，夯土層厚7—9厘米不等，牆體向上逐漸收縮，版築夾縫尚存。”8月27日，山西省文物管理局以“晉文物函〔2003〕159號”致函陽泉市文管會並抄送盂縣人民政府和盂縣文管所，函文中雲：“請提高其保護級別，先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然後申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鑒於仇猶古城的文化價值和影響，應當對仇猶古城現存城牆遺址實施原址保護。”函件下達後，並未引起縣裏主要領導的足夠重視，故最終還是被“一掃而光”了。這段南北走向的城牆，可謂是仇猶古城遺址的代表作，具有極高的文物、文化價值，可惜被毀於2600餘年後的今天。其間，餘應縣文管所劉有禎、趙培青二同誌先後之約，曾多次騎自行車前往古城遺址探究，並拍攝了若幹照片，為了解古城遺址的殘貌，留下了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四是2007年前後，隨著水泉村新村建設和石店煤礦職工住宅樓的興建，又損毀了古城東北部的部分遺址。自此而後，仇猶古城遺址可以說基本上消失無存。要想知道她此前的部分遺址雄姿，也隻能在照片上欣賞了。
三、疆域國界
《呂氏春秋·權勳》載：“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東漢高誘注雲：“夙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酋。”《淮南子·精神訓》載：“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高誘注亦曰：“仇由，近晉之狄國。”古人的這些記載說明，仇猶國東北部與中山國毗連，西南部與晉國接界，在其它方位則再沒有相鄰之國了，故其疆域至少應轄有今陽泉市全境、壽陽縣東北部、陽曲縣和定襄縣東部等一帶地區。當然，這隻能說是大致的範圍，因為在上古時代誰占有就是誰的領地，並沒有人為劃分的固定界線。
從高誘“國之近晉者也”一語判斷，係指仇猶國的後期而言。因為在晉悼公之前，晉國北疆還在霍山以南，仇猶國是遠離晉國的。到了晉平公十七年等七邑，各邑均任用有大夫。由此可知，仇猶國西南邊界接近晉國，是指公元前541年之後，尤以公元前514年之後更貼切史實。
四、政權體製
從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看，仇猶國政權體製是完備的。他的最高統治者《韓非子》稱為“仇由之君”，《呂氏春秋》稱為“夙繇之君”。仇由、夙繇，指國名，君，即國君。在國君下麵有文臣武將，分別負責處理政務和統領軍隊。其文臣者：《呂氏春秋》中載有“赤章蔓枝”，東漢高誘注“赤章蔓枝，厹繇之臣也。”赤章為複姓，蔓枝為名。《韓非子》作“赤章曼枝”，唐《括地誌》、《元和郡縣圖誌》和宋《太平禦覽》作“赤章曼支”，明《太原誌》、《山西通誌》作“赤章曼伯”，《盂縣誌·卷之一·人物像》亦書為“赤章曼伯”，其畫像。
史書所記，隻是點明一個大臣不同意國君開道接受智伯所送之鍾，故還應有不少大臣是附和國君同意開道迎鍾。武將者：今北莊村東側有“折將坪”，為仇猶國損兵折將之地；今傅家堖村東南側有“將軍嶺”，嶺上有“將軍墓”，因仇猶國一位將領戰死於此而山有是名。此外，2003年7月在北關村西側發掘東周古墓時，於42號墓隨葬品中出土了陶鼎5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琨璋隊長說：“此為大夫或將軍一級的隨葬禮器”，故也應是非仇猶國的文臣或武將莫屬。由上可知，仇猶國的文臣武將不隻是一兩個，而是由一班人所組成。另據民間傳說，流經今縣城西北的香河原名腥河，因仇猶國君的妃子們和諸多宮中侍女在國亡之時，從都城西一齊跳入河中殉節，當屍體浮出岸邊腐爛後腥味難聞而得名。後人嫌腥河之名不雅，方更名為香河。仇猶國君既然有妃子，那麼就必然有皇後。明萬曆版《盂縣誌·卷之二》載有“範皇後墓在白土坡，韓皇後墓在皋牢村，皇後墓在皇後村。”她們究竟是仇猶國君的皇後，還是哪位帝王的皇後，今已無從考證。
五、社會經濟
1.農牧業生產。在西周至春秋初期，狄人主要是以遊牧業為主兼以狩獵業和采摘業為生，有的在黃土高原上構築洞穴而居，有的在草原上結廬帳而居，過著“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禮記·王製》載：“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記說明，狄人的衣著是以鳥之羽毛和獸之皮毛製成；穴居者應在陝北黃土高原一帶，為狄人的主要發源地；其飲食以肉類和奶酪為主，輔之以野生瓜、果、菜充饑，有的甚至不食用粟，故雲“有不粒食者矣”。仇猶先人遷臨今盂縣境內後，逐漸習染了華夏人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遂由遊牧轉向放牧，並開始了粗播的農耕生產。由住洞穴、廬帳，轉向置房舍而居；飲食結構雖還是以肉類為主，漸次增加了人工耕種的穀物、蔬菜、瓜果的食用量；衣著開始用白色麻、絲、棉、毛撚線或紡線織成，故而史稱白狄“因尚飾白衣而得名”。此外，清康熙版《新修盂縣誌·古跡》雲：“釣魚台，在縣〔城〕東桃園村北，相傳為仇猶君釣魚處。”說明當時也已利用了自然的水產資源，釣魚不僅僅是為了休閑玩樂，因魚亦可食用焉。
2.手工業生產。從出土的文物考究，仇猶國的手工業生產，主要有青銅器、陶器兩大類，其製造工藝尚屬當時的先進行列。
Α、青銅器鑄造。
紅崖頭山頂出土的尖首刀幣。1998年《中國錢幣》雜誌第2期，刊登了先秦貨幣收藏家唐晉源先生撰寫的《山西盂縣發現一批尖首刀》一文，並在雜誌前設有醒目的插頁。文中雲：“1996年5月間，筆者在太原市收集到尖首刀194枚，據持幣農民講，刀幣出自盂縣。經了解，這批尖首刀出自縣城東0.5公裏的建築工地……尖首刀在山西為首次發現。僅筆者收集的這部分刀幣銘文就達60餘種，其數量之大，種類之多，在以往的出土發現中並不多見，特別是刀幣出在春秋晚期的小國‘仇猶國’故城附近，這對研究尖首刀國別與年代以及流通區域等方麵都增加了新的資料……仇猶國應當是一個相對獨立並擁有一定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小國。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尖首刀最晚在春秋中期左右就產生了，這和仇猶國存在的時代相吻合。”此文的發表，引起了國內錢幣學家、曆史學家的極大關注，在隨後的研究中，結合之前在河北靈壽、槁城、平山出土的少量同類尖首刀幣，被命名為“狄刀”，即由白狄人建立的國家和城邑所鑄，從而填補了中國曆史貨幣中的空白，並將鑄有“九”、“斿”二字銘文的刀幣斷定為仇猶國所鑄。不少錢幣學專家認為，這些尖首刀幣鑄造工藝精湛，確是刀幣中之精品。中國錢幣學會理事張弛著的《中國刀幣彙考》中就雲：“鮮虞、中山尖首刀幣主要在河北省平山縣、槁城縣以及山西盂縣等地原鮮虞、中山的遺址、墓葬或窖藏出土……此式刀鑄造甚精，銅質亦好，為尖首刀幣鑄造最精美者。”
為了弄清尖首刀幣的出土時間、地點、數量，以及出土後的流轉情況，餘從1998年5月26日至6月12日，按照唐晉源先生所指的方位，騎自行車到東園、水泉、秀水等村查找，先後拜訪了上百人之多，最終還是找到了當事人、見證人以及出土地點。後來將走訪所獲整理成《山西盂縣所出尖首刀調查》一文，被《中國錢幣》雜誌2002年第2期刊登。其出土的主要情況是：1996年5月9日上午，盂縣建築安裝公司贈給餘，實乃感激不盡。交談之餘，唐先生還打開他珍藏先秦貨幣的所有專櫃，向我一一作了介紹，琳琅滿目的罕見之品使吾一飽眼福。
盂縣等地出土的尖首刀幣，不僅為研究仇猶國的曆史提供了最為可靠的實物依據，亦為研究中國的錢幣鑄造史、貨幣流通史增添了極為珍貴的實物依據。中國錢幣博物館館長黃錫全先生在《尖首刀的發現與研究》一文中雲：“尖首刀幣出現於春秋中期前後，起源於北方遊牧民族，結束於戰國晚期，盛行於春秋中晚期及戰國早中期，貫穿整個東周時期，長達數百年，在中國貨幣史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影響到燕、齊等國的貨幣經濟，為繁榮中國古代的貨幣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到目前為止，黃錫全先生對尖首刀幣上的60多種銘文，已破譯了非、勺、王等國名和地名。待其餘銘文被逐一破解之後，將會對中國的貨幣史增添更加光輝燦爛的一頁。
，共發掘古墓50座，其中東周墓45座，漢墓4座，宋金墓1座。在45座東周墓葬中，出土了青銅劍8把、戈4件、空首布幣1枚，還有鏃、車馬飾器若幹件。餘認為，這45座古墓當應係仇猶國中晚期王室成員的墓葬，下葬年代當在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
從上述出土的青銅器看，當時仇猶國不僅掌握了采礦、冶煉的技能，而且在鑄造工藝上已采用了渾鑄法、分鑄法和焊接技術，如車馬飾器中的多環相扣，就是分鑄後又焊接連在一起的。《山海經·北山經》載：“白馬之山，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水出焉，其東北流注於滹沱。”白馬山橫貫盂縣東西，“石玉”者指車輪至北木口村一帶的各色花崗岩、大理石，“多鐵、多赤銅”者指磨子山以南一帶的鐵、銅礦藏。今盂縣境內有多處銅礦貯藏地，據史料記載，在清代和新中國成立後，官方曾多次組織開采，當仇猶先人也開采利用過這一寶藏。
Β、陶器製造
2003年夏秋之交，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金龍東街對東周古墓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中，共出土了隨葬的各類陶器387件，其品種有鼎、豆、壺、鬲、甗、盆、罐、舟、盤、匜、缽、灶、簡形器等，用途分為日常生活用具和祭祀用的禮器兩大類。各種陶器的形狀有別，大小不一，分為泥質和夾砂兩種。泥質陶器大部分磨光，部分有彩繪。較好的陶器有網格紋、雲紋、鳥獸紋等暗紋圖案，亦有繩紋、凸旋紋等飾紋。這些陶器品種繁多，製作精良，既有白狄族人傳統工藝製作的產品，又有受中原文化影響而生產的產品，說明仇猶國已有了先進的製陶作坊。在諸多陶器製品中，有一件“鳥柱盤”特別引人注目，它出土於42號墓中，其形狀若當今的火鍋。該盤中間立柱上有一隻展翅欲飛的小鳥，活靈活現，生動逼真，十分可愛。此墓隨葬品最多，有陶鼎5個及青銅劍、青銅戈、青銅車馬器和其它陶器，被考古專家定為“大夫或將軍一級的墓葬”。餘以為也不排除係仇猶亡國之君的墓葬。
除上述手工業產品外，仇猶國還應有車輛製造、農用器具生產、房屋建築材料等諸多的手工業生產，故仇猶國應是一個相對獨立而又有相當經濟實力的國家。
3.交通狀況。有人說“仇猶國地處大山之中，與外麵的世界隔絕，過著全封閉的生活。”但餘以為仇猶國應當是一個交通便利，與外界交流頻繁的國家。首先，看仇猶國通往晉國的道路：《韓非子·說林下》雲：“知伯將伐仇繇，而道難不通”。戰國韓非是撰寫仇猶國被滅史情最早之人，他所說的“道難”者，並不是無路可走，隻不過是道路狹窄甚至崎嶇而難走而已。至於“不通”者，是與“乃鑄大鍾遺仇繇之君”相對應而言，則大鍾必須用車載，故係指仇猶國至晉國不通行車之道，如以《呂氏春秋·權勳》中所言的“方車二軌”之道而推想，隻不過是沒有兩車並行載運大鍾的坦途，而單車通行之路也可能已有之。其次，看仇猶國通往齊國或衛國的道路：《韓非子·說林下》載：“赤章曼枝斷轂而馳，至齊七月而仇繇亡矣。”《呂氏春秋·權勳》亦載：赤章蔓枝“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厹繇亡。”轂，即車輪中心的圓木，周圍與車輻的一端相接，中有圓孔，用以插軸。《周禮·考工記·車人》雲：“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赤章曼枝所行之路，東下太行山當為車道狹窄，至齊或衛又要在沼澤地帶中行駛，故將長轂改為短轂而行。《韓非子》所雲“至齊七月而仇繇亡矣”，是指赤章曼枝到齊國七個月後仇猶被滅，因修築通往晉國的“方車二軌”之路，“斬岸堙溪”工程浩大，七個月完成也可謂是高速度了。《呂氏春秋》所言“至衛七日而厹繇亡”，當係指赤章蔓枝到衛國路上走了七天。至於赤章蔓枝是先到齊國還是先到衛國，已無法考證。再次，看仇猶國通往中山國的道路：仇猶既然為中山國的聯盟國，必然來往頻繁，兩國之間的交通肯定是便利的，故穿越太行山必有車道可行，沿龍華河、滹沱河及溫河而下應有水路可通。
4.商品交換。在原始社會，人們相互之間的需求，是通過以物易物而各取所需，稱之為“物物交換”，如牛羊、粟帛、珠玉、龜貝等，都曾經在反複交換過程中充當過媒介，起過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貨幣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有了商品生產，就必然會產生貨幣。貨幣又是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它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的五種職能，反映著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生產關係。數千年的曆史表明，國家的興衰、民族的強弱、國民的貧富、人民的生活無不與貨幣息息相關。從盂縣曆年出土的先秦貨幣看，種類繁多，既有東周王朝和晉國等所鑄的“周平”、“武平”、“安陽”、“邾邑”、“鄍邑”、“陽邑”、“太陰”、“平陽”、“襄垣”、“慈氏”、“武安”等10多種銘文的方足布幣和尖足布幣，也有齊、燕兩國多種銘文的刀幣，更有1996年在紅崖頭出土的白狄族人鑄造、且國名地名繁多的尖首刀幣。這麼多中原地區的古貨幣在盂縣出土，加上仇猶國的尖首刀幣在平山、靈壽、槁城等地出土，就足以說明仇猶國與外界的貨幣流通、商品交易是活躍的，想必社會經濟在當時也是很繁榮的。
六、消亡時間
餘亦曾在1985年、1986分別撰寫的《建立仇猶國的民族》和《仇猶國是怎樣被滅亡的》兩文中，均將仇猶國被滅的時間考定在晉出公十八年，即公元前457年。近年來，國內的一些史學大家也提出了仇猶國滅亡時間的不同見解。如：
1.台灣柏楊著，1986年3月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發行的《中國帝王皇後親王公主世係錄·春秋時代次要封國》中雲：“仇猶，山西盂縣，前四五八年亡於晉。”但從晉國史中檢閱，此年知氏、趙氏、韓氏、魏氏四卿聯合，共滅範氏、中行氏二卿，知瑤還率兵征伐衛國，未見有晉伐白狄各國的記載，故晉滅仇猶不在是年。
2.清王先謙撰、呂蘇生補釋，1993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補釋》中雲：“段氏《中山國》第九四頁雲：智伯伐仇由必在其政治生涯最活躍的晉出公年間包括仇由氏在內的獨立國家而存在。”那麼，智伯“政治生涯最活躍”時又莫過於公元前458年“晉四卿滅範氏、中行氏”；公元前457年“攻中山，取窮魚之丘”；公元前455年“向韓魏趙三家索地”三件大事。而三件大事中，尤以攻中山戰役中“取窮魚之丘”最貼近滅仇猶的史情。
3.何光嶽著，2002年12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北狄源流史》中雲：智伯“滅仇由應在滅肥、鼓之前。”那麼，智伯在公元前453年被趙、韓、魏所殺，上距晉滅肥國67年，當時恐智伯還未降生於人世，何能有之智伯滅仇猶也？故此說有必要商榷。
4.黃錫全著，2009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古文字與古貨幣文集》中雲：“仇由……公元前489年為智氏所滅”。從相關古籍中檢閱，是年隻載有“晉趙鞅以鮮虞屢助範氏、中行氏，率師伐之。”此是由晉國卿大夫之間恩怨所引發，趙氏嫌鮮虞與晉國的範氏、中行氏友好而為之，並沒有智伯參與，故智伯滅仇猶當不在此年。
那麼，智伯滅仇猶究竟在何年呢？依本人淺見，還是公元前457年較為確切。不妨我們再從古人的記載中尋找一下答案。
一是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三十一》中載：“晉之滅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而晉境東接於齊。蓋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鮮虞猶不服焉，平狄之難如此。”在這段記載中，例舉了公元前六世紀晉所滅的狄國，並沒有提到晉滅仇猶，說明仇猶國在公元前六世紀末依然存在，還屬“鮮虞猶不服”之列中，如《呂氏春秋》謂“中山之國有夙繇者”則可佐證。
二是清馬驌在《繹史·晉卿廢興下》中引《呂氏春秋》智伯滅仇猶條後，在注釋中又引《〔竹書〕紀年》雲：“晉出公十八年，河水赤三日，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馬氏以此來印證仇猶國的滅亡之年，當是以“窮魚”與“仇猶”音相近而書之。更何況智伯一生中率兵伐中山也隻此一次有史書所記，故其滅仇猶也非此年莫屬。另外，明萬曆版《盂縣誌·卷之五》還雲：“智伯貪而複伐仇猶，範氏不悛，六月又伐。”此記說明三點：一是智伯伐仇猶至少有兩次，故有“複伐”的用語；二是晉國六卿之一的範氏與中山國、仇猶國相好，反對智伯伐仇猶，故有“不悛”之語；三是智伯滅仇猶在盛夏季節，故曰“六月又伐”，這與“河水赤三日”的汛期是一致的。
三是清雍正版《山西通誌》載：“《定襄誌》：智伯瑤，縣東十五裏開門峪東伐仇猶。”清乾隆版《重修盂縣誌·地輿誌·沿革》中也雲：“《定襄誌》：‘智伯，於縣東南開門峪東伐仇猶。’”並在沿革末論曰：“祁盈之誅在昭向前推算相隔57年，故雲考智伯滅仇猶，上距晉分祁氏邑之歲幾五十年”，說明前人考證已較翔實。
對於仇猶國被滅亡的原因，在古籍中多有記述，如：《呂氏春秋》雲：“欲鍾之心勝也。欲鍾之心勝則安繇之說塞矣。”《戰國策》曰：“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淮南子》謂：“夫仇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史記》說：“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這些記載說明，仇猶國君是一個胸無宿物的人，他總認為智伯送鍾是“大國為歡”、友好相交之舉，而沒有料到智伯是一個野心勃勃、“貪而無信”的權臣，故當其坐候鍾音之時，智伯卻在鍾後隨入以兵，在倉促應戰中，終因事先無備、寡不敵眾而敗亡。
仇猶國被智伯滅亡之後，其國民大致是一分為三，即一部分人在達官顯貴的帶領下，不遠千裏之遙，遷至今江蘇宿遷一帶投奔越國，並仍稱為仇猶，他們當與越國的上層人物有交情而投靠之。到了漢代還於是地置過厹猶縣，說明仇猶後裔在當地發展快，勢力仍較強盛。《路史·國名紀己》雲：厹猶〔縣〕，《班誌》：‘屬臨淮的仇天瑞和當今盂縣的仇姓人均是仇猶氏的苗裔。
紀念源流
一、地名沿革
“仇猶城”為原仇猶國都城。晉出公十八年，有遺址焉。”所謂“周圍三裏五十步”者，係指仇猶國內城之周長。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誌·山川九》載為：“唐信童府，〔在〕仇猶城內，周三百五十步。”實百為“裏”字之筆誤。
“仇猶山”位於盂縣城北2.5公裏處，西—東走向，主峰海拔高1234.6米，為白馬山係南麓支脈。其山原本無名，後人因仇猶國君殉難於山腰，即始稱其山為仇猶山。趙韓魏三家分晉後，遂將仇猶山更名為原仇山，以原來係仇猶國的鎮山之意名之。仇猶國被滅後，國人在山頂上興建了仇猶君廟，因山上有了神位，後又更名為高神山。近年來，一些人在撰文繪圖中，又誤書為“高城山”。唐《元和郡縣圖誌·盂縣》載：“原仇山，在縣北三十裏，出人參、鐵礦。縣取此山為名。”此記係泛指磨子山及以南之山為原仇山。明成化版《山西通誌·山川》雲；“仇猶山，縣北六裏。原仇縣取此山為名。上有仇猶君廟，土人名高神山。”明洪武版《太原誌·盂縣》亦雲：“仇猶山，在本縣北七裏，高四裏，盤踞一十八裏。春秋智伯伐仇猶，遂於此而亡，郡人立廟，因以名之。”明萬曆版《盂縣誌·景致》曰：“仇猶山鎮，在縣東北七裏，即《戰國策》原仇山也。屹然竦立，四顧端正，勢入雲霄，實盂鎮山也。仇猶既亡，土人立廟於山巔，俗名高神山。”清康熙版《新修盂縣誌·山川》亦曰：“仇猶山，在縣北八裏。山〔勢〕尊巍，四望鹹俯，北鎮原仇，屹如屏障。土人思仇猶國君，立廟於巔，呼曰高神山。”乾隆版《重修盂縣誌·山川》謂：“仇猶山，縣北六裏。山勢尊巍，屹如屏嶂，土人名高神山。”光緒版《盂縣誌·山水》亦謂：“仇猶山，縣北七裏。山勢崔巍，屹如屏障，即高神山。”1961年版《盂縣人民縣誌·山脈》說：“仇猶山，亦名高神山，縣城北三點五公裏。山勢巍峨，屹立如屏嶂，山頂〔原〕有仇猶天子廟。”此外，在仇猶山下北莊村附近還有不少當年激戰地名的傳稱，如“折將坪”、“披頭崖”、“圍巷”、“天靈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