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瑞
一、仇猶國的曆史存在及其居地
仇猶國在我國曆史上是真實存在過的，曆代一些史籍對此也曾有所記載。《韓非子·說林》載：“智伯將伐仇由”；《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也載：“智伯之伐仇猶。”類似的記載還見於《呂氏春秋·權勳》、《戰國策·秦令樗裏疾以車百乘入周》和《淮南子·精神訓》等篇章。這些史籍中所說的智伯即晉大夫智瑤。據《左傳》，智瑤又稱荀瑤，為晉出公春秋晚期，就早已經作為一個諸侯國家而存在著了。
仇猶國存在的史實既然確鑿無疑，那麼它的國家居地究竟在什麼地方？據《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仇猶”的說法，仇猶應從屬於中山國。中山國在春秋戰國時位於今太行山東麓的河北平山、正定一帶。仇猶既為其屬國，應該是位於靠近它的地方；又據東漢高誘在對《呂氏春秋》和《淮南子》中仇猶的地理位置作注時，說仇猶為“近晉之狄國”，由此可見仇猶與晉相鄰。而與仇猶相鄰的晉，是指晉國的東北部地區，這裏曾是晉宗室祁盈的封地。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七縣中的馬首和盂，就臨近仇猶西部邊界。這就說明，仇猶的居地就在既靠近中山、又臨近晉國的太行山西麓，如今的盂縣境內。至於鮑彪在為《戰國策》作注時，認為仇猶“屬臨淮”，顯然屬於誤解。臨淮即今江蘇省泗洪縣，春秋時為吳國之地，距中山和晉國甚遠，臨淮彼仇猶非春秋此仇猶。
我們還可以從曆代地域圖誌有關記述中，進一步證實仇猶在盂縣立國存在的事實。據唐李泰《括地誌》載：“並州盂縣外城名原仇山，亦名仇猶，戎狄之國也。”明《山西通誌·盂縣》載：“仇猶，今盂縣。”明《方以智全書》載：“春秋仇猶國，今之太原府盂縣也。”清汪越撰《二十五史補編·盂縣》載：“盂縣，本名原仇城，亦名仇猶城，智伯所滅仇猶即此也。”明清數部《盂縣誌》也都有仇猶在盂縣建城立國的記載。
二、白狄東遷與仇猶國的建立
高誘在《戰國策》注釋中說：“仇由，狄國也。”與高誘同為東漢的許慎也說：“仇猶，夷狄之國。”不少史家也都認為仇猶是北狄民族中白狄別支所建立的狄人國家。我認為這是有充分史實依據的說法。因此，仇猶國的建立應從白狄的東遷說起。
北狄族，在商周時期稱為鬼方。先秦文獻及《史記》、《漢書》中稱作狄或北狄，周大史伯說的。他所說的這30個封國和少數民族部落集團中，除了20多個姬姓之國和異姓諸侯外，其餘便是“蠻、夷、戎、狄”，而其中的“狄、鮮虞、潞、洛、泉、徐、蒲、隗”等則為狄族部落。這說明在西周末年，成周洛陽的西部和北部已經有了狄人。到了春秋時期，據《左傳·昭公十五年》和《國語·晉語二》記載，在晉國周圍“戎狄之民實環之”，“晉居深山中，戎狄與之為鄰。”說明了這個時期狄人已到了晉北和晉東南的太行山區，顯然是鬼方人東遷到了這裏。
春秋時期東遷後的北狄族實生其地。說明晉文公的舅舅家白狄狐氏在今山西交城縣；《左傳·成公十二年》載：“秋，晉人敗狄於交剛。”此狄為白狄，交剛即今山西隰縣。這些記載說明，在黃河以東今山西的西北部亦有白狄的分布。
東遷後的北狄族分布於如此廣大的區域，有的如赤狄、長狄已到了中原地區，存在於一些華夏大國和諸侯國之間。他們為了擴大生存空間，不斷同華夏諸國爭奪土地和勢力範圍，甚至企圖與齊、晉爭霸；為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還廣泛參與了華夏國家的政治活動和軍事行動，甚至為控製東周王室而鬥爭。所有這些不但對華夏諸國的安全構成了威脅，也給大國之間爭霸造成了障礙。因此，一些華夏國家，尤其是齊魯與晉國，把狄人的威脅看成是心腹之患，從而不斷對北狄諸部采取軍事行動。公元前616年至公元前607年，長狄在齊魯等國的攻擊下滅亡；公元前594年至公元前588年，赤狄所屬的六個部落國家也被晉國全部攻滅。自此，北狄的三大部族僅剩下了白狄。
白狄之所以沒被滅亡，反而在長狄和赤狄相繼滅亡後繼續存在，一是因為它地處西北，遠離大國角逐爭霸的中原地區，占有有利的地理位置；二是它在孤立無援的境況中，利用當時秦晉兩國處於敵對的狀態，時而投靠晉國反對秦國，時而又依恃秦國反對晉國，在大國之間回旋，以求得生存空間。白狄就是這樣在大國隙縫中求生，實際上充當著秦晉兩國的附庸，一直堅持了近半個世紀，直到晉悼公的和戎政策的實施，他們才被迫開始了又一次的向東遷徙。
白狄之所以從他們長期居住的晉西北、陝北向太行山東麓大規模遷徙，主要原因是晉悼公推行的和戎政策所致。公元前569年晉悼公聽從魏絳的建議，對居住在晉國邊界內外的戎狄民族實行和戎政策。其政策的重點就是停止對戎狄的武裝侵害和掠奪，利用“戎狄薦居，貴貨易土”的弱點，代之以和平的“以貨易土”即用金錢、貨物交換土地的方法，兼並戎狄的土地。和戎政策實施的結果，使白狄的居地被晉國以欺騙的手段買去，從而和平地將白狄驅趕，使之被迫遷徙。首先東遷的是晉西北部交城、石樓、蒲縣以北地區的白狄，這部分白狄於公元前579年曾進攻過晉國的交剛，但是自和戎政策推行後，這部分白狄從上述地區消失了，它們顯然是東遷了。接著，居住在陝北雍州的白狄，自晉悼公和戎政策後，所有先秦文獻再也沒有他們在雍州活動的記載，顯然他們也受和戎政策的影響，向東遷徙了。白狄東遷的路線雖然史籍缺載，但據何豔傑等先生在《鮮虞中山國史》一書中描述，因白狄有著“逐水草而居”的特點，他們從今陝北、山西西北到了晉東北後，沿著蜿蜒東南流的滹沱河東進，沿途經繁峙、代縣、原平、定襄、盂縣，最後到了太行山東麓的華北大平原。
白狄的東遷，從公元前569年晉悼公和戎政策起，至公元前555年，《左傳》所載的“白狄始來”，即白狄初次到魯境為止，經過十幾年的長途跋涉終於完成了。自此之後，“白狄所屬諸氏部落的名字及分布地，開始頻繁地顯現於史乘。其分布及活動中心集中於今山西省東北部的盂縣以東至河北石家莊市周圍地區。”並且建立起了由鮮虞、肥、鼓和仇猶四個氏族部落組成的國家。其中的仇猶就是東遷途中有白狄別支進入今盂縣而建立的。因此，仇猶立國時間應在白狄東遷結束，進入太行山區的公元前555年左右。
三、仇猶國的都城與稱號
白狄於公元前555年左右進入今盂縣境內立國後，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也就是在仇猶國經曆了50多年後的中期才出現了城市，這便是它的都城仇猶城。在今縣城北村、水泉村之間，稱為古城坪地方，便是仇猶古城遺址所在地。1987年，劉有禎先生曾對殘留幾處古城遺址進行過發掘，發現了春秋中晚期的灰坑和墓葬，從這些遺跡和城內牆的遺物中，出土了大量的鬲、盆、罐、豆、碗、盂等日用陶器和板瓦、筒瓦、瓦當等建築用陶，尤其在城內牆出土的春秋晚期黑皮紅陶大板瓦，如塗過黑漆一樣光亮，無疑是用在宮殿上的建築物。據劉先生對這些遺跡、遺物的分析推斷，仇猶古城築城年代大約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春秋晚期，使山水無形構成了一道城外防線，從而收到易守難攻的效果。這樣的規劃設計理念，對於一個在列強隙縫中生存而隨時都有可能被侵害的小國來說，是非常具有戰略眼光的。
隨著都城的建立，仇猶開始有了國家稱號。仇猶的稱號是都城出現後的春秋晚期才有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呂氏春秋》的記載中得到證實。《呂氏春秋》中稱仇猶為中山屬國而不稱鮮虞屬國，說明仇猶是在鮮虞更名中山後才有這一稱號的。根據研究中山國史的專家稱，公元前555年白狄東遷來到太行山東麓，先是在河北正定一帶的古鮮虞地立國，因而稱為鮮虞，都於新市。之後由於連年戰爭，鮮虞部落人口減少，國家離散，鮮虞人離開新市，來到中人城，重新建立都城，因而更名鮮虞為中山國。這時已經到了公元前506年，而這一時間也正好是仇猶築城定都的年代。所以仇猶稱號是在它的都城建立後才有的，這時候距離仇猶立國已有50多年的曆史了。至於之前用過什麼稱號，還需要進一步探索研究。
仇猶的稱號，史籍記載較早見於《呂氏春秋·權勳》和《韓非子·說林》。《呂氏春秋》作“厹繇”或作“仇酋”；《韓非子》作“仇由”。厹與仇、繇與由為同音通假字。《呂氏春秋》和《韓非子》的作者同是戰國末期人，《呂氏春秋》的成書稍早於《韓非子》，《韓非子》中的“仇由”是否由《呂氏春秋》中的“厹繇”音轉而來，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仇猶稱號的書寫開始就不一致，而後的史籍記載也是如此。《淮南子》作“仇由”，《史記》作“仇猶”，《戰國策》作“仇首”。後來的學者在為這些史籍作注或是引用時，高誘引《戰國策》作“仇首”，《說文□傳》引《呂氏春秋》作“由”，《太平禦覽》引《呂氏春秋》作“仇繇”，還有一些史書中作“夙繇”、“仇吾”、“泉仇”“由”等。無論書寫形式怎樣變化，除少數屬於字體誤訛外，大多為通假互異，讀音基本相同。所以會出現這麼多互易字體，可能是由於音譯的不同而造成的。在如此眾多的稱呼中，並沒有哪個是大家唯一公認的，隻是後來使用《史記》中的“仇猶”較為多見。
對於仇猶稱號的來源，有的研究者通過對個別文字的考釋，認為仇猶為一蔑稱，是晉國或是華夏族強加給它的侮蔑性、歧視性的稱呼。我以為此說依據不足，對史籍中這麼多仇猶書寫名稱的考釋，不應通過其中一兩個字的推敲引申就輕易斷定其褒貶含義。仇猶的稱號，不是外來強加的，而應是源於一個地理概念，它同仇猶山有關。據唐《括地誌》載：“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猶。”說明原仇與仇猶為同一城名；又據《元和郡縣圖誌》、《山西通誌》、《太原誌》、《盂縣誌》等記載：本縣鼓聚位於河北晉縣西北一帶，為鼓氏都城；肥國之名源於肥壘城，據《杜氏集解》說：“钜鹿下曲陽西南有肥壘城。”肥壘即今河北槁城西南之地。這些事例也從旁證實了仇猶是因地而名的。
四、仇猶國的族屬族姓
1.仇猶國的族屬。要弄清這個問題，還需從仇猶同鮮虞中山的關係說起。據《呂氏春秋·權勳》篇載：中山之國有夙繇由此說明，仇猶同鮮虞中山，不僅是從屬關係，還同屬一個白狄民族組成的部落國家。因此，仇猶同鮮虞中山族屬一樣，同屬於白狄民族。
仇猶族屬為白狄，還可以從盂縣近幾年考古發現的遺物中找到依據。2003年，由省考古研究所、陽泉文管會和盂縣文管所對縣城北關45座東周墓地的發掘中，出土了大量遺物。據吉琨璋、韓利忠、趙培青“盂縣東周遺存及相關問題研究”一文中說，墓地的年代為戰國早期到中期，墓地及其隨葬品整體看屬於以晉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係統，但從一些墓地葬製、葬俗及葬品中看到又帶有地域特色，有些就是仇猶國的遺存，顯示了仇猶遺民的文化麵貌。如果我們拿這些墓地中出土的非中原文化係統而又屬於仇猶地域特色的遺物，同鮮虞中山考古中發現的遺物相比較，就能發現它們的同質性特征，具體表現在：
一是從葬製看有“石槨墓的存在”這麼多石槨墓在白狄活動區發現，說明石槨墓為白狄族特有的葬俗。石槨墓的葬俗，反映出白狄長期生活於山地丘陵地區，有取石方便的環境，因而很自然地把石材用於墓葬，久之便形成了一種墓葬習俗。
二是“使用青銅兵器隨葬”。的活動地帶。由此可見使用青銅短劍為白狄的生活習俗，而把這種習俗帶入墓葬便形成了特有的葬俗。
三是出土的陶禮器上“有暗紋，暗紋圖案有網絡紋、禽獸等；紋飾有繩紋、凸旋紋，鬲的肩上有附加堆紋”，還有不見於中原地區的雙耳罐（《研究》。以獸類作紋飾圖案，為狄民族特有風格，而絡繩紋、堆紋也是北方民族紋飾的一個特征。這些紋飾應是白狄遊牧民族用繩子捆綁物品方便攜帶的反映，雙耳罐的雙耳是為提鏈的使用，也表現出了遊牧生活的遺留。類似的紋飾，也見於鮮虞中山故地出土的器物上。河北行唐李家莊、平山訪駕莊、平山穆家莊等都有繩絡紋壺的出土；此外山西渾源李峪、原平練家崗等也出土了繩絡紋飾的提鏈壺。相同的紋飾和風格，反映出了仇猶同這些地方的白狄人同屬於一個民族。
除此之外，1996年在縣城一處建築工地上還出土了約千餘枚尖首刀幣，幣麵刻有疑似仇猶字樣的標誌，說明刀幣為仇猶製造和使用。據黃錫全先生“先秦貨幣通論”中說，尖首刀幣流通於白狄民族活動的區域，刀幣構造帶有白狄文化特色，所以被定名為狄刀。這種刀幣，在太行山以東，河北的靈壽、平山、槁城、石家莊、保定、易縣和北京延慶等地都有集中的大量出土；山西滹沱河源頭一帶的代縣、定襄也都出土了尖首刀幣。而這些地區同盂縣一樣都屬於白狄活動區域。
2.仇猶國的族姓。據《世本》載：“鮮虞，姬姓，白狄也。”杜預《春秋釋例》也說：“鮮虞中山，白狄，姬姓。”《史記·趙世家·索隱》亦雲：“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東漢王符《潛夫論·誌氏姓》也明確記載鮮虞為姬姓。以上史籍的記載都說鮮虞中山的白狄為姬姓，以此推之，與鮮虞中山同屬白狄族的仇猶也應為姬姓。明萬曆時的《盂縣誌》把仇猶國君稱為“姬公”，也說明仇猶為姬姓。最近山西社科院原副院長張海瀛先生在為《仇猶文化》所寫的創刊詞中說：“仇猶，春秋時期由姬姓白狄建立的一個文明古國的稱號。”由此可見，仇猶的屬姓為姬姓是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