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猶滅亡的時間，不像它的始建年代那樣無據可考。仇猶既然為智伯所滅，那麼我們可以從智伯在晉執政期間的活動記載中大致推斷出來。前麵說過，智伯即智瑤，為晉出公和晉哀公初年的正卿。據呂思勉先生的《先秦史》中說“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也就是說，公元前475年趙簡子死後，晉國的大權實際由智伯執掌。我們從史料記載中看到，在他執政期間，先後對外用兵共有五次。公元前472年為趙、韓、魏所滅。段連勤先生在《北狄族與中山國》一書中說：“智伯伐仇猶必在其政治生涯中最活躍的晉出公年間。”而智伯攻中山、取窮魚之丘時，正是他政治生涯中最活躍時期，也是他野心膨脹、對外掠奪最瘋狂的時期，因此，仇猶很可能就是此時被其突襲而亡的。近來有的學者認為，窮魚同仇猶的發音相近，“窮魚”極有可能就是仇猶。如是，則仇猶滅亡的時間應當為公元前457年。
仇猶的滅亡，反映出了在那個詭譎變化的時代，大國、強國對小國、弱國的強權和欺淩，反映了春秋與戰國交替時期，由大國爭霸逐漸向爭城奪邑、兼地略土發展的過程，以及由分裂向統一發展的趨勢，反映了華夏民族同戎狄民族走向融合的過程。因此，仇猶的滅亡有它曆史的必然性，仇猶由此而融入先進的華夏文化之中，也是時代進步的標誌。
雖然如此，仇猶在立國不足百年的時間內就走向滅亡，曆史的教訓應該是十分深刻的。曆來有一些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對仇猶滅亡的原因給出過不同的解讀。但他們主要是以仇猶滅亡為例，來闡述各自的思想觀念和政治主張。所以，法家韓非子從仇猶滅亡中看到了陰謀家的詭計、秩序的破壞和人性的本惡，以及除惡治亂的法、術；雜家呂不韋看到了“利不可兩，忠不可兼”道德理念和去小取大、由分必合的政治趨勢；道家劉向看到的是“無為非欲”、返璞歸真的心理境界；史家司馬遷看到了仇猶滅亡的悲劇在另一個小國的重演，並提出了曆史的警示；明代思想家顧炎武看到的則是順勢而為的變革。這些大家從仇猶滅亡中揭示出的深刻哲理，給後人以智慧的升華和思想的啟迪。我們也從仇猶的滅亡中，看到了落後而弱小就要挨打，貪欲太盛、利令智昏就可能殺身亡國。而居安思危、時刻警覺，於國於己，都是非常重要的。
厹 由 考 釋
劉有禎
1991年第9期《考古》刊登我對厹由遺址的調查報告後，厹由便不再被人提起。至今，有關厹由的論述依然是眾說紛紜。即使像很有影響的國家書刊也不例外。在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第4冊“中山”一節裏，把鮮虞、肥、鼓和厹由看成是白狄四部，明確說：“公元前489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同時智氏也滅了鮮虞的同盟氏族仇由氏”。而《中國史研究》的《驪戎考》，把厹由歸在晉東南潞氏、鐸辰、留籲、廧咎如、東山皋落等赤狄一係。赤狄滅亡的時間比白狄早，這樣就把厹由滅亡的時間又提前了些。當然，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用唯物史觀彙通曆史發展的進程，是中國史學劃時代的巨著，個別史實失訂，大約受時間限製。沒有厹由考古的參照，就隻能據文獻記載來推測。形成意見紛呈的局麵，與厹由的存亡年代不清有關。我不敢因為親見厹由遺址被挖掘，留下一篇調查報告就忽視曆史家們的意見。我曾在有關文獻資料裏尋找不同意見的依據，結果總是回到調查報告的結論上。因為調查報告的結論與文獻記載的曆史事件相吻合，所以厹由的出現，並不就渺茫得難以解釋；厹由的滅亡，也不在春秋以前，甚至還可以給它劃出一個可信的存亡年代。
一、厹由產生前是晉國的盂地
厹由、鮮虞同屬白狄，不過鮮虞出現較早。《國語·鄭語》裏史伯對司徒桓公的談話已說到鮮虞，那是在西周末年。直到戰國晚期的《呂氏春秋》、《韓非子》、《戰國策》中才提起厹由。如《戰國 策·西周》說：“昔知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這裏沒有說到厹由的出現，相關的文獻也都沒有涉及。
唐時張守節為《史記·樗裏子甘茂列傳》裏的仇猶正義：“《括地誌》雲：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後來的誌書，直到《中國通史》都一致確認厹由在今山西盂縣。照這樣說，厹由的曆史不會太長。因為《左傳》昭公元年：“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孟丙為盂大夫”。顧炎武《日知錄》卷四“地名”、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並州盂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都說此盂邑在今山西盂縣。但酈道元《水經注》說：“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又西逕盂縣故城南。”今山西盂縣在滹沱河上遊，兩種說法顯然是矛盾的。魏晉以後，人們注《漢書·地理誌》，說太原郡的盂在太原市北今陽曲縣境，是晉大夫孟丙的封邑，還將漢狼孟、汾陽兩縣也歸在今陽曲一地。不知此說是否經過考古方法的驗證，下麵的事實倒為顧炎武、顧祖禹、楊伯峻的說法提供了依據。
《左傳》魯定公十年，趙鞅想把衛貢的五百家從邯鄲遷歸晉陽。邯鄲大夫趙午拖延未從被殺，趙午之子趙稷與家臣涉賓據邯鄲叛。趙午舅父荀寅與姻親範吉射在晉都新絳聯合攻趙鞅，“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這是曆史文獻中最早記載的有關晉陽的事。可是從《漢書》起，兩千年來把它說成是“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的地方，以為晉陽的來曆很早。結果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晉南侯馬翼城間對晉國古城和晉侯墓地的考古發掘證明，這是延續已久的錯誤說法。
①此時晉陽的出現，就暗示著昭公二十八年分割過的祁氏七縣又有了變遷。趙鞅重新劃分過所轄範圍。與晉陽相近的孟丙盂邑，當被迫東移太行山。所以說，楊伯峻注孟丙的盂邑在“今山西盂縣”不無道理。留存至今的厹由古城始建年代就與這起事件發生的時間相當。
二、鮮虞取盂便成了厹由
今山西盂縣是春秋晉國的盂，後來又成了厹由所在地，這個過程在《左傳》裏就有相關的記載。晉卿們攻趙鞅於晉陽不久，晉國發生分裂。智、韓、魏三家與晉君擊敗範、中行氏，晉君赦趙鞅，趙鞅複位。公元前491年，《左傳》哀公四年：“七月，齊、衛救範氏”，“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十二月，齊“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疇、陰人、盂、壺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這裏，齊的國夏伐晉奪取的盂地，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高士奇《地名考略》、江永《考實》都主張國夏取的盂是孟丙封地。在史學界享譽甚高的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卻認為“晉為大國，齊不應深入至此”，對此表示懷疑。如果仔細分析，會發現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忽略了《左傳》有關鮮虞在這次戰爭前後的幾處記載：
齊伐晉以前，“荀寅奔鮮虞”。②荀寅與範氏在六卿兼並中因攻擊晉公成為被討伐的對象。荀寅去鮮虞是想借齊、衛、鮮虞的聯合勢力挽回敗局。他們的活動無論分合，《左傳》以範氏為代表，不能單從字麵認為齊國救範氏便和荀寅、鮮虞沒有了關係。
《左傳》記齊的國夏伐晉，是以齊為統帥之意。齊國對晉的戰爭剛結束，便“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說明這次戰爭是有約在先的聯合行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傳》說是因援救範氏。這又證明了鮮虞與戰爭的密切關係。
鮮虞參加了齊伐晉的戰爭。晉國的失地，也多與鮮虞相鄰。其中的盂，就和鮮虞接壤。說鮮虞奪取了晉國的盂地，當不會有錯。現存厹由古城的始建年代與這次戰爭的發生時間正好吻合，應是荀寅促成了鮮虞奪取盂地，進逼晉陽，作為側翼，與齊對邢、鄗附近的討伐形成呼應。顧棟高說的“齊不應深入至此”，是見齊不見鮮虞的緣故。
不過，這次趙鞅討伐鮮虞，盂地並沒有被及時收複。按《史記·趙世家》的意思，趙鞅著重在鄗地一帶與鮮虞爭奪。趙鞅的激戰，不會為智氏贈送厹由大鍾的設劃提供可行的條件。鮮虞剛取盂地，必存戒心，因此《中國通史》說同時智氏滅了厹由的說法不在情理中。況當時的智伯是荀躒，原想除掉趙氏，趙鞅提防他。後來二者雖結盟，趙鞅也不會用荀躒收複盂地作為晉陽的屏障。趙鞅“不塞晉陽”，對戎狄開放。就在晉國周邊多事、內部兼並劇烈的背景下，鮮虞取盂後割據一方，留存了下來。人們就叫它厹由。
三、厹由是晉人加給的蔑稱
鮮虞取盂後並不叫作厹由，厹由用在這裏有侮蔑性的含義。《說文》：“厹，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由，王國維《觀堂集林·釋由》說：“由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見，古文寫成甾。卣、缶、由同音同義。假借之義相同。”《廣雅》：“由，用也。而古書卣迪二字亦皆訓用”。如果再據《說文》解釋：“用，可施行也”。那麼“由”字與厹組合，就僅有厹義的延伸了。厹由，即禽獸踐踏的地方。王國維還說：“蓋由、古今字”。《呂氏春秋·慎大覽》中把厹由寫成“禸繇”。《說文》：“繇，隨從也”。段玉裁注：“《爾雅·釋詁》曰：繇，道也……道路及導引，古同作道，皆隨從之義也”。“繇之訛體作繇”。《漢語大字典》說：“由也有踏行踐覆之意。”如曹植《雜詩六首》：“將騁萬裏，東路安足由！”唐漢在《中國漢字學批判》因聲訓義一節說，由與攸同音，“含有連續長久之義”。還有與禸相關的禽字，徐中舒先生主編的《甲骨文字典》說禽“像長柄有以覆鳥獸之狩獵工具，卜辭用為禽獲之禽”，“後名所獲為禽”。《說文》說禽是“走獸總名”。黃侃《說文箋識·字通》說禸字聲存形殘，其實是禽獸二字的古文。總之，厹由的本義就是禽獸出沒的地方。這樣的含義也常見於春秋時華夏人對少數族歧視性的稱謂中。如《左傳》閔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襄公四年：“戎，禽獸也”。《國語·周語》：“狄，豺狼之德也”。《呂氏春秋·先識》篇裏晉人將中山比作禽獸之國也可為證。厹由一詞，顯然不會用來自稱。
四、厹由應是中山的窮魚
這樣說，是把厹由與智伯荀躒的孫子荀瑤聯係在一起時發現的。荀瑤繼趙鞅執政。《史記·晉世家》說智伯瑤與韓、趙、魏共分範、中行地。出公怒，四卿攻出公，出公死在逃往齊國的道上。智伯瑤立哀公，“晉國政皆決智伯”。後來，漢高誘注《呂氏春秋》，說攻厹由的“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厹由被滅應是荀瑤執政以後的事。
荀瑤什麼時候滅厹由，也無明確記載。現在見到的《水經注》卷十二說：“淶水經代郡廣昌縣射魚城，《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水經注》疑窮字誤寫，疑的不對。智伯伐中山，舍棄與晉相鄰的中山屬地，迂回太行山北，經趙氏占有的代地南伐中山，不合當時情形。《韓非子·十過》說智伯瑤分範、中行氏之地以後，“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智伯又令人之趙請藺、皋狼之地”。藺和皋狼，在離石西北③，是趙氏晉陽以西屬地。智伯“請”地，遭到趙襄子的拒絕。《呂氏春秋》說：“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應是智伯明伐中山，暗為困趙，以達兼並的目的。既然厹由並非中山使用的地名，恐怕這窮魚與厹由正有著相同的地位。
《左傳》定公四年之間，恰與現存厹由古城遺址的下限吻合。
到這裏不妨這樣說：厹由，不是族名，也不是自命的國號，它是齊伐晉時鮮虞取盂後晉人加給的蔑稱。諸子書中的智伯伐厹由，與《竹書紀年》中的“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應是一回事。厹由的存亡，可定在公元前491年至公元前456年之間。
注釋：
①鄒衡《論早期晉都》1994年1期《文物》
②白國紅，範、中行氏又出奔鮮虞。
③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注：吳師道曰：“恐名偶同。《漢誌》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藺縣，蔡或藺字訛”。白國紅教授《春秋晉國趙氏研究》一書說藺與皋狼，在今山西離石縣西北。2007年中華書局出版。
④韓萬德先生在《故園紀事》中記明《永樂大典》、《太原誌》說：唐武德三年，割盂、壽陽二縣置受州，六年改州治賽魚城。這恐怕是後來對“窮魚”的移用和誤釋。唐詩李白《古風》三十四有兩句說：“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與這裏解釋的地名“窮魚”相隔千年，它們的含義如有關聯，與厹由仍然是對應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