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仇由
今天，盂縣境內有關仇由的詞文題記很多，但多是明清以來文人雅士的作品。
《呂氏春秋·權勳》：“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東漢高誘注：“厹繇，或作仇酋，國之近晉者也。”
《戰國策·西周》：“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注雲：“智伯，晉卿智襄子之孫也。以仇猶為厹由，狄國，或作仇首也。”《漢誌》“由”作“猶”。《史記·樗裏子傳》作“仇猶”。《韓子》為“仇繇”。《呂氏春秋》、《劉外紀》為“夙繇”。厹，音求，字又作求。
《括地誌》：“並州盂縣外城，俗名原仇，夷狄之國也。”
據此，時仇由為中山國的附屬國之一。《史記》、《戰國策》、《呂氏春秋》、《韓非子》等史料皆載仇由國是被晉國的智伯滅掉的。
《今本竹書紀年》載，周貞定王十二年，“智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水經注》卷十二：“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邱。’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筆者案，淶水即拒馬河，在今河北淶源、易縣一帶，入永定河，屬海河水係。東周時期的中山國，據已發現的考古資料和有關的研究成果，在今河北的靈壽、平山、行唐、新樂一帶。拒馬河在古平山國之北一百餘公裏，晉在古中山國西南，智瑤伐中山由太原盆地出娘子關下井陘是捷徑，而斷無逾距注山繞代地長途奔襲之理，況且，代地當時新為趙所征服，趙襄子與智伯又不睦。而仇由國正好在晉與中山之間，是伐中山的必經之地，先取仇猶，此屬合理，所以，疑“窮魚”“仇猶”發音接近，窮魚可能就是仇由，二者恐非偶合。若確，則仇猶國被滅時間當為是年。
細考孟丙封盂和智伯滅仇由的時間，顯然，孟丙被封為盂邑大夫時仇由國已經存在，而且是在57年之後才被智伯所滅，仇由在被滅掉後才被納入晉國的版圖。據此，可以肯定，盂和仇猶不屬一地，至少在戰國以前，仇由之地根本不屬盂所轄。
韓萬德先生在《故國紀事·盂縣建製隸屬沿革考》一文中提出，“孟丙所封之晉邑不含仇猶之故土，漢盂縣亦非囊括今盂縣之全境，其各自應有不同的建置”，所言極是。
3.仇猶、原仇山
今盂縣縣城北5華裏有原仇山。
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原屬於智氏的仇由之地歸趙，趙在原仇由國故地建原仇城，並於原仇城以東二十裏又築置皋牢城。秦莊襄王三年，秦將蒙驁攻趙，得趙之榆次、狼孟、新城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統領，原仇城、皋牢城歸太原郡管轄。趙之“原仇”可能有“原仇由之地也”之意。山與城名孰先孰後，不詳。或山名古已有之，城名隨之；或山因城得名。
北關東周墓地的時代相當於戰國早、中期，墓地的文化內涵屬以晉文化為主體的中原文化係統，同時有少量非中原文化的因素。北村古城的時代為東周，因資料原因，其上下限不詳，但從其地理位置看，它應和墓地有密切關係，其時代及文化性質應和墓地相當，也應是戰國早、中期城；又因其時代及地理位置均與趙所置的原仇城吻合，所以，它應是原仇城。至於春秋時期的仇由古城所在地還有待進一步工作和新的資料的發現。
四、盂縣東周時期遺存發掘的意義
1.此次發掘是對陽泉地區乃至晉東地區東周時期遺存的首次科學的考古發掘，遺存的內涵揭示了這個地區在東周時期的部分文化麵貌，為我們以後認識該地區東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全貌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資料。
2.北關東周墓地的時代為戰國早、中期，仇由被滅是春秋晚期，二者無涉。在縣城以東約15公裏的“曲曲城”有座古城，據調查的資料，有春秋時期的陶片，其時代、內涵及性質值得關注，或許與仇由古城有關。
3.仇由是被智瑤滅掉的，事在春秋晚期。智氏滅仇由後，原仇由之地可能歸智氏所有，韓、趙、魏三家滅智並盡有智氏之地。綜觀晉國及三晉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時期的曆史，智氏專權時期，卿家對晉國的瓜分已現端倪，趙氏已擁有晉陽及周圍地區，太行山以東邯鄲周圍的華北平原也歸趙氏，趙、韓、魏三家滅智並瓜分晉國後，趙氏為強，原屬智氏的仇由故地可能歸趙氏所有，這樣，趙可將其政治中心晉陽與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連成一片，晉東地區是趙氏由晉陽到華北平原的必經之路，所以，在盂縣出現晉文化內涵的東周墓地和城址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