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理論的失誤，必然導致民族政策實踐的失敗。十月革命後，列寧時期蘇聯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平等、共同發展繁榮的政策，並且執行得比較好。列寧逝世後的30年同，蘇聯一直處於斯大林統治之下。斯大林主政時期的民族政策一開始還繼承了列寧民族政策的原則，但逐漸偏離了正確軌道。20世紀30年代後，蘇聯開始執行民族控製的政策，而不是民族平等的政策。其中突出表現為將民族矛盾階級鬥爭化。
第一，斯大林以暴力手段推進社會變革，想方設法根除一切民族特性，消除不同的生活方式。在20世紀30年代初，蘇聯開始社會大改造運動，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民族幹部進行大清洗，在各地安排俄羅斯幹部進入各級政府，對各加盟共各國實施控製。這一民族控製政策借著二戰的一些事件走向了登峰造極。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期間，蘇聯境內六個小民族——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伊人、巴爾卡爾人、卡爾梅克人、韃靼人因在德占期間表現出自治傾向被指控為叛逆，與1941年被流放的日耳曼人一樣，被趕出他們的故鄉並被放逐到了中亞西伯利亞，他們所享有的政治、文化和領土權利同時被取消。
第二，推行俄羅斯化。從16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曆代沙皇不斷地發動對外侵略戰爭，征服周邊100多個弱小民族，致使俄羅斯國家版圖從280萬平方公裏擴大到2280萬平方公裏，疆域擴大為8倍多，成為地跨歐亞大陸的龐大的軍事封建帝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以大俄羅斯民族為中心的民族沙文主義。十月革命後，列寧曾多次批判過大俄羅斯沙文主義，他堅持過去遭受壓迫和歧視的非俄羅斯民族根據民族自決權原則建立自己的共和國和其他形式的民族自治實體，其目的之一就在於消除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和盡快實現建立各民族聯合的統一國家。在過去近70年中，蘇聯當局仍然沒有擺脫沙俄帝國意識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傳統，俄羅斯民族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利益，其他眾多非俄羅斯民族實際上處在附屬的次等民族的地位，社會還存在著民族不平等和民族歧視現象。斯大林以一個民族統治另外的民族的做法在蘇聯境內引來了普遍的反抗，正如列寧已經批評過的那樣，它製造了民族情緒而不是減弱了民族對立。斯大林的繼承者也對民族問題采取了同樣的高壓手段。
而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蘇聯劇變中，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惡性發作，帶頭向聯盟中央索取俄羅斯的國家主權，宣布俄羅斯聯邦為獨立主權國家。如果說其他共和國屬於非主體民族和非主導共和國，其主權要求可以通過擴大加盟共和國主權的方式得以解決的話，那麼俄羅斯是主體民族和主導共和國，其主權要求決不僅僅是擴權問題，而是與聯盟中央爭奪最高領導權問題。葉利欽既是俄羅斯激進民主派的代表，又是新形勢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思潮的代表，他們的宗旨是由俄羅斯取代蘇聯的地位，由葉利欽取代戈爾巴喬夫的職位，恢複昔日的俄羅斯帝國。也可以說，在戈爾巴喬夫時期之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是民族矛盾和民族積怨的根源，在戈爾巴喬夫時期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又成為蘇聯解體的主要摧毀力。
綜上所述，從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蘇聯當局在民族政策有著一係列的失誤，都加深了民族矛盾和民族積怨，從而為80年代後期蘇聯發生劇變過程中爆發民族分離運動埋下了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