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戈爾巴喬夫繼任為蘇聯國家最高領導人當時正值蘇聯處於停滯不前時因此，戈爾巴喬夫企圖通過推進政治改革來扭轉這種局麵。可以說，這種改革是克服蘇聯麵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和各種社會矛盾的必要選擇。但是，在改革實踐中，蘇共領導人對政治體製的改革采取了超階級的“人道主義”和無原則的“民主化”態度。進而發展為失去控製的“毫無保留和毫無限製的公開性”，致使對蘇聯社會主義建沒中的錯誤和弊端的批評轉變為對社會主義製度本身的詆毀和否定。在民族問題方麵也是如此，那些長期背離社會主義民族平等原則所造成的錯誤，被民族主義與反共勢力作為否定馬克思主義民族疆論和社會主義製度的理由，而蘇聯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各民族經濟文化的發展在片麵誇大的錯誤陰影中被抹煞。長期接受美化宣傳的各民族人民群眾麵對突然揭露出的種種“悲慘事件”和社會弊端，形成了強烈的思想反差。這些都使蘇聯很快陷入民族衝突和社會動蕩之中，統一聯邦製國家受到解體的威脅。所謂的政治“新思維”改革主要表現在：
第一，竭力否定社會主義走過的幾十年的曆史道路，為各種反蘇反共的民族主義沉渣泛起，製造了條件。戈爾巴喬夫認為，蘇聯過去幾十年形成的社會政治體製是“官僚專製製度”，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兵營式社會主義”。因此，必須對蘇聯舊的社會政治體製進行根本改造，以實現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這種以批判和否定蘇聯過去曆史為前提的改革，勢必誘發民族矛盾的爆發，助長民族主義泛起和公開反對蘇聯。例如，波羅的海地區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迅速發展成為一支有組織和行動綱領的政治力量，打著促進改革的幌子，實際上在從事反蘇反共的民族分離活動。
第二，竭力否定黨的領導，搞政治多元化，為各種民族主義攻擊和否定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提供了口實。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政治體製改革，首先是從改造長期主宰蘇聯國家和社會的共產黨入手，提出恢複“蘇維埃全權”的原則，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重大問題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決定，蘇共不再發號施令。這為反共的民族分離主義勢力提供了很好的口實。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組織“圓桌會議”，提出的宗旨就是“取消共產主義極權統治”；波羅的海地區三共和國民族主義組織人民陣線堅持反對共產黨領導和蘇維埃製度。率先成立的波羅的海三國的民族主義組織人民陣線更加活躍，其隊伍迅速發展壯大，逐步控製了三共和國局勢，在1990年3月大選中終於擊敗執政的共產黨，奪取了三共和國政權。其他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政黨也都發展得很快，甚至在俄羅斯聯邦也相繼成立了俄羅斯民主覺、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等數十個反共反蘇政黨和民族主義組織。以葉利欽等人為代表的反共反蘇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勢力打著複興俄羅斯的旗幟，大肆從事反共和瓦解蘇聯的活動，並於1990年5月大選中奪取了國家政權。由此可見，蘇聯各地區民族主義泛起，這與戈爾巴喬夫推行的錯誤改革政策是息息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