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其先民公元前就生活在青藏高原及其邊緣地區，目前藏族人口約460萬，其中45%以上集中在西藏，其佘分布在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等省。1965年9月1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區。自治區內藏族人口約210萬，占全區人口95%以上。此外西川、青海、甘肅、雲南等省也有分布。
“國家主權”（sovereignty）、“國界”（borderland）等國際法的概念，是近代以來才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古代中國王朝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國家觀念即大一統的天下觀。在此觀念下，隻有大致的邊疆的概念，而無確切的國界概念。由於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居住於中原地區，而少數民族多居住於邊疆地區。當現代民族國家、主權、邊界等出現時，我國的民族與邊疆問題就有了與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特點。我國境內“邊疆少數民族”概念的形成，與1911年“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辛亥革命息息相關。孫中山倡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鏟除少數民族主導的滿清封建王朝為己任。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並建立中中華民國後則將“五族共和”寫入了新憲法如今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帶的這些少數民族，基本上就是“五族共和”裏除漢族外的其他四個主要少數民族滿、蒙、回、藏。他們所在的區域曾被稱為“滿洲”、“蒙區”、“回疆”和“藏地”。近百年來，“五族”當中除了漢族以外，其他族群在20世紀50至年代有了進一步的識別和細分，同時獲得了有史以來首次法定的平等身份：在滿洲有“赫哲族”、“朝鮮族”和“鄂倫春族”；回疆除了“維吾爾族”和“回族”以外，還包括了“哈薩克族”、“烏孜別克族”；藏地當中，也分出了“門巴族”和“珞巴族”等若幹族群。隨著現代國際關係中領土完整和邊疆穩定等近現代主權國家觀念的確立，上述少數民族凸現出了他們的邊疆屬性。我國邊疆少數民族的跨國性與複雜性日益突出，邊界問題因此而生。那麼，怎樣認識這些具有“邊疆屬性”的少數民族呢？
在當代中國政治與外交的範疇下，“邊疆”的含義包括了地理、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麵。
第一，作為曆史地理概念的“邊疆”：從廣闊的曆史地理視角來看，我國的邊疆是基本穩定的，但並非一成不變。從亞洲大陸的曆史傳統來說，中國“地理的邊疆”主要指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空間裏各民族長期活動、交往的廣義邊界，也即“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這樣的自然界限。在少數民族所居住的邊陲地區，“邊疆”指的是一個較大的地理空間。在長城內外和青藏高原，作為主體民族的“漢”和作為少數民族的“蒙”、“回”、“藏”民族間的連接與交往不斷加強，逐漸融入到中國的版圖。但是這一民族融合的曆史進程並非是同時進行的。古代西南地區“吐蕃”與“南詔”，以及宋代的遼、金、夏等均自立為王，割據一方。從中國文明“多元一體”的長期演進的曆史進程來看，我國疆域的分分合合，曆史以來，處於某種變化之中，但是基本上是以中原為核心的穩定區域。
第二，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邊疆”：從地緣政治角度看邊疆問題，也可從內外兩方麵觀察。“邊疆外沿”即指國界，代表國家間的領土分野。所謂邊疆民族，無論其具體的族群身份如何，均體現和承載著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對“外”接壤、交往乃至對峙、並存的功能。“邊疆內沿”主要體現一國之內的族群區別與國內的少數民族間的關係，往往是省區界或縣鄉界，屬於“軟性”區分，開放的特點較為顯著，族群往來也因此方使得多。這樣，“少數民族”在邊疆就有了內外不同的向心力和流動感。“邊疆”的內外區別及其雙重作用，無疑是在強化與境外之分的同時，使境內族群日趨“內化”並增強彼此交融。“邊疆外沿”由於代表國界與主權，通常有軍隊駐守，警備森嚴，堪稱“硬性”疆界，在族族交往上因涉及國家關係，一般較為封閉，同時還會受國際局勢的影響而發生變異，例如，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境內的大部分“邊疆外沿”，在20世紀90年代前代表的是“中蘇邊界”體現著中國同另一個多民族大國的關係。90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境外之方變成了中亞的多個獨聯體國家。“政治的邊疆”意味著不同利益集團在一定時期裏的勢力範圍。在東亞古代，政治的疆界每每模糊不清，並隨朝代更替，分分合合，具有周期般的曆史“彈性”。近代以來，受到西方列強的衝擊，東亞大陸的政治邊疆也演變為現代意義上國家之間的領土分野。這種領土分野以確定的國界為標誌，使古代社會各分散民族間許多重要的緩衝地帶和曆史“彈性”差不多蕩然無存。例如，越南在古代為中國南部的藩屬國，而在近代中法戰爭後變成了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獲得了獨立。再如，外蒙古在古代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在近代沙俄侵略與斯大林的蠱惑下獨立於中國領土之外。在國家劃定的疆界內，“國民”的身份往往壓過了“民族”的認同，甚至使後者在“國籍”的歸屬上不得不以“邊為界，化整為零”，出現所謂的“跨國界民族”。我國邊疆少數民族的跨國性相當明顯。新疆的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等諸民族以及內蒙的蒙古一族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作為民族文化概念的“邊疆”：“文化邊疆”的界定顯得要寬泛和綜合一些。它代表著某種相對獨立、穩定的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礎上伴生的族群意識乃至價值觀念。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地域中心。由中心向外推延，自身的輻射和影響難以企及之處才被視為邊界。邊界之外是與“我”不同的“異邦”、“異文化”。例如，若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主，從所謂“中原文化”看去，在其西麵北麵，那世世代代以牧為業且“逐水草而居”的草原牧區，便是自己“以農為本”的文化邊疆，反之亦然，農耕之地，即成為牧業民族眼中的“他邦”所在。但彼此之間隻是相互不同而已，並無高低優劣之別。從“超大規模”的帝國視野來看，可謂“長城內外是家鄉。雖然兩地之間的地域呈現出“邊疆形態”，但若將內外兩邊合觀而論對漢族是邊緣的長城，對整個的亞洲內陸卻是一個中心”。正是我國邊疆在民族文化上的豐富多采與寬容性，中華文明既有了漢族主宰的漢唐盛世，也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蒙元帝國與大清王朝。
總之，我國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具有鮮明的特點。其曆史演變的長期性，民族分布的跨國性，以及與宗教和社會文化關聯的複雜性，為人們認識我國邊疆與民族問題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畫卷。
三、中華文明中心的東移及其曆史地理成因
由於古代技術條件的限製，中原華夏文明在向周邊發展的過程中，自然受到了我國西部高山大川的阻隔，而不得不主要作東向與南向擴展，並成為東亞文明圈的中心。春秋戰國時代，作為漢族前身的華夏族的勢力逐漸由中原擴散，東到海濱，南及長江中下西抵黃土高原。中華文明核心的擴展對周圍的其他民族即當時所謂的夷蠻戎狄，采取了兩種趨勢，一是包進來的“以夏變夷”，一是逐出去，趕到更遠的地方。匈奴分為南北兩部，北匈奴走了，南匈奴漢化了，就是具體的例子。長江中下遊原來不同於黃河中下遊的文化區，比如楚文化，曾是一個與中原華夏並立的多元統一體，是一個農業經濟發達的文化。秦滅楚後，楚漢從相爭到合並為統一體也是經過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的。再如嶺南文化融入漢民族的進程。早在秦代，漢人已越南嶺進入珠江流域，廣西桂林的靈渠就是見證。漢族文化越嶺入粵主要始於漢代。當時的南越王還隻是一個強大的地方政權。南嶺山脈以南地區成為以漢人為主的聚居區，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這兩個例子旨在說明中華文明在早起的演進過程中具有東向性或南向性的擴散特點。這一曆史演變的進程，較好地說明了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許多“孔雀東南飛”的現象。
民族學和社會學為我國提出了關於中華文明中心擴展和東移的良好解釋。中華文明中心的擴展和遷移源於漢族本身的擴張，民族融合的趨勢和漢族農業經濟的凝聚力。中華民族先是在各地區分別有它的凝聚中心，各自形成了初級的統一體，然後才逐步成為一體。例如新石器時期，在黃河中下遊有不同的文化區，這些文化區逐步融合出現漢族的前身——華夏的初級統一體。當時長城外牧區是一個以匈奴為主的統一體，和華夏及後來的漢族對峙。經過多次北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及中原地區的漢族向四方擴散，才逐步彙合了長城內外的農牧兩大統一體。經過各民族流動、混雜、分合，漢族形成了強大的核心，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區。此外，漢族通過屯墾移民和通商，在其他民族地區形成一個點線結合的網絡，把東亞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聯在一起，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在的民族實體，並逐步形成了大一統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