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地理學對中華文明從黃河中心到長江中心的南向變遷，有一個更為有意思的解釋。曆史地理學認為，黃河流域孕育出華夏文明，長江流域孕育出荊楚文明，這兩大文明都是中華文明的主要源流。這兩大文明的發展程度還是有所差別的。華夏文明比荊楚文明發展得更迅速更成熟，最終占了上風，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但是，學術界提出了質疑：既然黃河流域的環境比長江差得多，那麼，是什麼契機使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發展得反而比長江流域的荊楚文明更迅速更成熟？曆史地理學讓後人茅塞頓開。黃河從春秋時代至今決口1500多次，大改道26次，的確是一條害河。春秋至今近三千年，那麼春秋之前的黃河呢？而中華文明恰恰是距今七八千年前到二千年前的這段時問產生的。《中國文化概論》指出：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黃河中下遊地區氣候溫暖，雨量充沛，基本為草原覆蓋，而且擁有大量森林，極適宜作物生長和人類繁衍。這一帶甚至有白猿、犀牛、大象。可見其環境比現在的長江流域還好。這個看起來不可思議的結論同樣可以在漢字中得到映證：河南省的簡稱為“豫”，以象耕田之意。從春秋戰國起，邊緣政權就希望“逐鹿中原”。良好的植被生態環境自然使得黃河災害較少。中華文明的始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因此均起源於黃河中下遊。距今四五千年前在長江中下遊產生的屈家嶺文化也是中華文明的起源之一。但為何發展程度較低，而隻有黃河文明才發展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呢？這與當時的物質條件有關。有學者指出：“中國的農耕文明雖然同時發祥於黃河、長江流域，但由於黃河流域細膩而疏鬆的黃土層較適宜於遠古木石銅器農具的運用和粟、稷等旱作物的生長，所以農業生產首先在黃河中下遊達到較高的水平，黃河中下遊地區自然也成了中國上古時代的政治、經濟和人文中心。”而長江流域是黏性較大的紅土層，而且多為水田，顯然不適於木石銅器農具的運用。古代的長江流域並不像現在這樣，既然當時黃河流域溫暖濕潤得能有犀牛大象，可以想見長江流域會酷熱潮濕到什麼程度，大概有點像現在的亞馬遜原始熱帶雨林。《說文·林部》雲：
“楚，叢木也，一名荊。”這說明楚人的祖先曾活動於荊山叢林之中。湖北省嘉魚縣蛇屋山一帶有紅土型金礦，這種礦床隻能在很長曆史時期的熱帶雨林中發育，證明長江流域在古代的確曾為熱帶雨林氣候。古代典籍中經常提到南方山林中的“瘴氣”“瘴鬁”，使中原人視南方為畏途。《辭海》稱：“瘴氣，舊指南方山林間濕熱蒸鬱致人疾病的氣”，“瘴鬁：內病為瘴，外病為鬁。南方濕熱之地有之”。由此可知，南方氣候濕熱，瘟疫橫行，毒蛇猛獸出沒，使長江流域成為不適於人類生存的蠻荒地帶，西周初期華夏文明已發展到較高程度，荊楚仍處於艱苦刨業階段。“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所以中原人稱南方為“南蠻”、“苗蠻”、“荊蠻”、“荊楚”。直到漢唐北宋時代，嶺南（廣東）仍屬流放地，故有韓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的哀怨，和蘇軾“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的自慰。由此可見，原始的工具、黏性較大的土壤、濕熱的氣候及艱難的環境使長江流域的荊楚文明沒能發展為中華文明的主流。
但是，從距今三千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為何長江文明日益發展起來，而黃河文明卻逐漸衰落呢？學術界提出了種種解釋。其中科學技術的發展與自然現象的演變為後人提出了更加圓滿的答案。第一，鐵器時代的到來為先人開拓南方提供了可能鐵器大致產生於戰國時代，有了鐵器和牛耕，才能高效地在長江流域的紅土層上耕作。從考古材料看，我國南方的楚、吳、越，是最早製造和使用鐵器的幾個國家之一。尤其是楚國，已掌握了冶煉鐵、鋼的先進技術。第二，氣候的變遷使南方更適於人類的發展。從距今三千年前起，中國大陸的氣候逐漸變冷變幹旱，使北方草木蕭殺，災害增加，而南方則變得更適於人類活動。第三，北方過度的開發，使人類遭受了懲罰。黃河流域成為文明中心後，過度墾殖和頻繁戰火破壞了良好的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黃河肆虐，人民流離失所。中原優秀的農耕男女大批南遷，從而使長江流域得以開發。史載“河患萌於周季，侵淫於漢，橫潰於宋”，可見周代以前黃河河患較少，正是因為產生了華夏文明後才使黃河變為害河。第四，由於北方遊牧民族的不斷南下侵擾，迫使北方王朝經常南遷，偏安一隅，從建都南京的六朝一直到南宋偏安杭州，經濟文化中心南移，逐漸使長江流域高度開發，超過了北方。
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曾在一篇題為《中國周期性的內部衝突戰》的論文中指出：中國和平與內亂的循環有一種很精確的周期性，大致是幾百年一個周期，直接原因是由北方遊牧民族和中原農耕民族之間周期性的衝突引起的。而遊牧民族的南侵浪潮的背後也同樣與氣候的變化規律有關。在較冷的三千年中，年平均氣溫有2～3℃的擺動，寒冷時期大致出現在公元前1000年（殷末周初）、公元400年（六朝）、公元1200年（南宋）和公元1700年（明末清初）。漢唐兩代則是比較溫暖的時期。殷末周初，落後的周人滅了先進的商人，公元400年的六朝時代主要指南北朝。所謂“五胡十六國”，足指北方五種主要遊牧民族南侵，建立了北中國王朝，並最後融合於漢族的過程。南宋時期，北方的女真、蒙古等多種遊牧民族南侵，最終滅了宋王朝。明末清初時期，北方的女真族南下滅了明王朝。這些時期全是寒冷的年代。氣候溫暖的漢唐兩代恰是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北方遊牧民族節節退讓。
為什麼氣候冷暖與治亂更替如此巧合？這絕非偶然。氣候寒冷時期，北方草原區水草不豐，畜群無以為食，遊牧民族自然要南侵劫掠。而北方農業區也因氣候寒冷，作物歉收，災害頻仍，農民起義不斷，中原王朝國力衰微。遊牧民族是有利則進，不利則退，故而戰亂發生，中原王朝南遷或崩潰。氣候溫暖時期，北方草原水草豐盛，遊牧民族缺乏南侵的動力，北方農業區也災害少，收成好，國力強盛，即使遊牧民族南侵也往往“不利”，因此可保長治久安。
四、從“多元一體”論看我國民族問題與邊疆問題的關係
1988年秋，費孝通教授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著名論文，闡述了他一個重要論點，即中華民族以漢族為核心，在長達幾千年複雜的曆史變遷中，形成了一種“多元一體”的大格局。文章以大量考古成果及曆史文獻為根據。係統說明了這個格局的起源發展與民族關係的內容特點等。此論一出，引起了學界的強烈反響。事實上，關於我國民族關係的格局問題，從前一直處於百家爭鳴之中。到了“文革”結束後，才有較為一致的觀點。學術界普遍認為，漢族的前身華夏民族從多元形成一體的曆史過程始於夏、商、周三代。中原地區之所以會成為中華文明的中心，地理環境的優越和氣候的適宜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爭洗禮（阪泉大戰，涿鹿之戰，征伐三苗），洪水治理和實力政治同樣為逐鹿中原的霸主們提供了基礎。還有學者認為，“整個中國的古代文化就像一個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圍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裏圈花瓣，再外圍的文化中心則是外圍的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又是保持多樣性因而充滿內身活力的結構，中華文明的曆史之所以幾千年延綿不斷，是與這種多元一體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結構與民族結構的形成與發展分不開的。”
用“多元一體”的觀點觀察我國的民族與邊疆問題，在當代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中華民族起源的多元論與本土論，否定了起源問題上的一元論和外來說。這為在民族義係中樹民族平等觀反對大漢族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漢族在中華民族中的核心地位並非是從一開始就是這樣的。漢族的形成、發展壯大以致最終成為核心民族也是經曆了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的，而非一些人認為漢民族“天然”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這一結論在當代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和理論上的意義。比如有的漢文文獻認為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中下遊，繼續在中原發展者最終成為漢族，迀徙到邊疆者發展為“四裔”各民族。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大漢族主義”在民族起源問題上的體現，既不科學，也非常有害。“多元一體”論打破了“大漢族”的話語霸權，也是對國家倡導的“民族平等、各民族共同繁榮”方針做了一個較好的曆史注釋。要尊重民族的多樣性，尊重各民族的曆史及多姿多彩的文化。
與此同時，“多元一體”格局論號召包括所有少數民族在內的全體中華民族，要自覺維護邊疆安全與國家的統一。特別是在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對中國的侵略主要就是從我國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開始的。他們利用中國的民族矛盾，企圖分而治之，破壞中國的統一。在嚴重的民族危機中，我國各民族人民為救亡圖存，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