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事觀所描述的社會曆史有可能在周朝並不完全存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服事觀反映了古代國人對領土與邊疆的認識。首先，服事觀肯定了單一的政治統治核心的存在及其社會作用。在先秦中國廣闊的土地上，雖然長時期存在邦國林立的現象，但是也始終存在著單一的政治核心，夏商周三個王朝就是依次出現的三個中心。春秋以後，雖然出現了諸侯紛爭的局麵，但這也隻是政治權力轉移的表現。戰國時，小國的消失，七雄之間的抗爭，也是為新的更加強大的政治權力中心出現作準備。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多民族王朝——秦朝的建立，標誌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轉移的成功。其次，服事觀反映了由核心逐漸向周邊擴散的政治結構，這與先秦社會，特別是典型的分封製社會的總形勢是相符的。事實上的治與不治的區別總是相對而言的，服事觀所主張的邊疆觀正是這樣一種觀點。第三，由五服說到九服說的變化，反映了中央王朝施政範圍由小到大的變化。服事觀作為中國古代傳統的治邊思想，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從漢朝起，當《尚書》、《周禮》被列為儒家經典後，其觀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同時服事觀又是大一統前提下中央集權主張的重要思想先導。因為它提倡全國有一個政治中心，這和中央集權的主張是一致的。
3.華夷觀
也是一種“內外有別，親疏不同”的家族宗法觀念在我國古代民族與邊疆觀念上的反映。華夷觀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具有深遠影響。如果從華夷各自所處的不同的地域的角度考察時它又是一種邊疆觀。所謂華夷之說，緣起於我國上古華夏族群的形成時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遊地區的華夏族群與中國境內的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上古時期，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口不多，華夏族群在不斷地發展、壯大，占有黃河流域的廣大生存空間，並成為各部中最發達、最強大的一個族群。因此將自己生息之地視為文明的中心，而把其他非華夏族群稱為夷、蠻、戎、狄，統稱為四夷。在夏、商時期，有許多邦國是由非華夏族的各部建立起來的。它們與夏、商中央王朝保持著“要服”或“荒服”的關係。從總體上看，四夷分別處於華夏的四周，但實際上它們也是大量地雜居在一起。西周以後，小邦林立的局麵趨於結束。與此同時，原居住在中原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或者融合於華夏各部，或者退居於周邊地區。隨著民族區域界限的日漸清晰，中央王朝統治者對邊疆地區問題的認識更加明確了。
華夷觀還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自秦朝建立後，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大體上是這樣一種格局；人口眾多的華夏族聚居於廣闊的中原地區，在周邊地區散居著其他各少數民族。從秦漢到唐宋，再到明朝，中原漢人建立的王朝均遇到過由北方（包括東北和西北）少數民族南侵帶來的邊疆問題。元、清兩朝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不存在華夷之說。但是到了清朝以後，隨著邊疆問題的重點由國內少數民族為主，逐漸演變為中華民族與境外民族之間的關係，此時夷狄的稱呼也就隨之從境內少數民族身上轉到外國人身上。華夷的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在古代“華”主要是指華夏族（漢族），“夷”主要是指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近代以後，隨著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近代民族危機的到來，包含整個中國各民族的概念，“華”是指中華民族，這其中既包括漢族又包括中國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夷”是指西方人或境外侵華國家。因此，“中華民族”一詞的出現，更多地體現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與民族振興的愛國主義情懷。
我們還應該看到華夷觀的不足之處。從民族問題的角度去看，它體現出了漢族統治者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種族偏見和種族歧視，因為它是漢族統治者以漢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為標準，按照自己的意誌而定的。在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中，這種華夷觀成為儒家和社會上的主流觀點。總之，中國古代傳統邊疆觀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思想體係，它們既有積極的一麵，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但是它們也有消極的一麵，它們不是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而是帶有很大的民族偏見。對此，我們要有充分地了解和認識。
三、古代中國的治邊思想及對少數民族的看法
上麵我們所提到的大一統天下觀、華夷觀是從一種宏觀的角度闡述對於邊疆的認識，下麵我們將從如何治邊的角度來認識古代中國的邊疆思想。中國古代的邊疆地區主要居住著少數民族，所以治邊的關鍵也就是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在長期的曆史演變中，漢族和邊疆各少數民族之間形成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麵的差異。中國古代治邊思想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麵：
中國古代統治者認為，中國傳統政冶思想和傳統的中華文化要先進和優越於邊疆少數民族。如前所述，由於環境和氣候的影響，邊疆的少數民族經常進犯中原，掠奪財物，夷夏大防，首先要防止以夷變夏，也就是防止“夷狄”擾亂華夏。曆史上有名的“五胡亂中華”的典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古代中原地區經常受到邊疆民族或政權的威脅，甚至有的王朝被邊疆民族或政權所滅。西周滅亡於犬戎的東侵；漢朝——直受到北方匈奴的威脅；唐朝有安史之亂北宋更是受到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威脅，北方有遼國，東北有金，西北有西夏，南宋是被少數民族政權趕到南方，偏安一隅；明朝也受到北方的威脅。因此，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將天下的民族分為華複與四夷，華複居於中原，四夷居於邊疆，華夷區域有別，風俗亦異。華夏行中原製度，四夷行本族禮俗，行禮儀者為華夏，不行禮儀者為蠻夷。但是，這裏必須說明：傳統的夷夏大防思想主要不是防在自然血統上，而是保衛中華文化傳統，這其中包括傳統的政治思想、儒家倫理思想和傳統的社會習俗等，並不是簡單的維護漢人建立的政權。
2.以華變夷
這是中國古代有著深遠影響的一種治邊思想。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發展史中，四海一家，天人相應的思想和大一統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們打破了自然血緣關係，對建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以及以華變夷思想有重大的影響。在中國古代有著非常廣泛的四海一家的思想，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管是同姓還是異姓，漢族與漢族之間還是漢族少數民族之間都可以是兄弟，都是一家人，均可成為中國王朝的政權的合法繼承者。在曆史上很多少數民族都被認為同華夏有著共同的祖先。此外曆史上有些中原王朝的統治者也有著少數民族血統，如唐朝的李世民。四海一家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當秦朝實現了國家的大一統以後，大一統思想逐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西漢時董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經常，古今之通誼也。”在中國古代，大一統思想不僅是漢族統治者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銀多少數民族所追求的目標，比如前秦的苻堅和元清兩朝的統治者。以上述思想作為理論基礎，以華變夷的治邊思想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多事四夷的思想，即主張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然後在邊疆地區建立較為穩定的統治。這是一種積極有效的治邊思想，在中國曆代王朝中，有很多統治者都信奉和實踐了這一思想，如秦、漢、唐、宋的開國皇帝等。因為在中國古代，中原地區經常受到邊疆少數民族政權的侵擾，這對中原地區人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危害，有時它甚至威脅到中原王朝政權的穩定。對此，統治者認為以其他方式（如經濟影響、和親結盟等）無法徹底解決問題，隻有通過多事四夷的武力征服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從而達到安邊利民、安邦興國的目的。
第二，守在四夷的思想。《左傳》雲：“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這也就是說，無子本應以四夷為己守，但如國勢衰徽，就要以諸侯為守，對抗四夷。兩種局麵對比，顯然前者要比後者好的多。進一步說，如果四夷不能成為中央王朝的邊疆保衛者，反而要以多事四夷等方式加以治理，顯然這也不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守在四夷是梁以戎夏為一，即四海一家的大一統作為前提條件的，如果這種治邊思想能夠實現，無疑比多事西夷更為積極有效。在中國古代，為實現守在四夷而采取的措施的傳統指導思想是“觀德不耀兵”。所謂治邊的德政，就是不同邊疆地區的不同情況，中央分別施以恰倒好處的統治，即中央與邊疆地區雙方所承擔的權利和義務都要有恰當的、雙方都可接受的規定。守在四夷的治邊思想是以大一統的思想和承認邊疆少數民族有不同於中原民族的生活權利的認識為理論前提的；是以德政和武力後盾為主要實施手段的。在中國古代這種治邊思想較好的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對邊疆地區的發展和穩定，對保持中原地區有一個較為安定的發展環境，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3.以夷製夷
這是中國古代最流行的治邊思想。是以夷長技來實現對夷的控製或者實現以華變夷的目的。清朝後期魏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就是繼承了這一思想，盡管此“夷”所指帶的對象不同，是西方殖民者。在中國古代，漢族要比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要發達的多。但是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情況也不盡然。比如在有些時期，在軍事戰術和手段方麵，以從事農耕為主的華夏民族的傳統兵車就不如從事遊牧為主的北方民族的傳統騎兵更為先進有效。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就是針對這種情況而作的改革。在古代以夷製夷還有一層意思就是，以接受中原文明較多的“夷”也就是說受中原文明同化較多的少數民族，來統治和管理同化較少的少數民族。在不同的少數民族，甚至是同一民族的各部之間，與中原華夏民族各部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係也往往不盡相同，有些受漢族的影響比較深，甚至在政治上歸附於中原王朝。曆史上的以夷製夷，主要是通過加強中央政府對“四夷”首領的聯係和影響的方法實現的，比如通過加強政治、經濟、文化的聯係，或者通過和親等。
中國傳統治邊思想大體形成於秦漢，發展和延續至清代，其內涵是動態變化的，經曆了從懵懂到成熟的過程，各個時期的治邊思想又有其特色。中國古代傳統治邊思想是一個以大一統理念和華夷思想為基礎的政治思想體係，它反映了對不同地區施以不同程度統治。中國古代邊疆觀具有多層次的、動態的、有繼承性的特點。這種治邊思想，在邊疆地區產生了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均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四、封建王朝的治邊措施與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