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開始，中國開始走下坡路。統治階級更加腐敗，政治黑暗，全國武裝力量陷於癱瘓。國內各族人民的反清起義連綿不斷，清廷的統治麵臨著嚴重的危機，正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與此同時，歐美國家自18世紀中葉開始的產業革命取得長足的發展。拿破侖戰爭後，英國的工業生產迅速發展，到1830年代，其產量已占世界工業產量的一半。尤其是紡織品工業，生產嚴重過剩，迫切需要擴大國外市場。為了尋求和開辟世界市場，以英、法、美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加緊了對外擴張與侵略，英國成為開拓殖民地的急先鋒。中國很早就成為它覬覦的對象。1840年，英國發動了對華鴉片戰爭，擁有龐大兵員的清軍，雖人多勢眾，但因製度腐朽、技術低下，大刀長矛終敵不過堅船利炮。清政府無力製止英國侵略禍水東流，被迫於1842年訂了城下之盟《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是中國社會曆史的轉折點。戰爭的失敗，標誌著晚清中國國勢大衰，已遠遠落後於世界的發展。它正如毛澤東指出，“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此，中國由獨立自主逐步淪人喪失主權與領土的境地。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並沒有吸取戰爭失敗的教訓，臥薪嚐膽，勵誌圖強，相反，逐步走向依附於帝國主義，共同對付國內日益高漲的太平天國及撚軍的人民革命運動。到19世紀六、七十年代，大清帝國雖然依靠洋人鎮壓了太平天國及撚軍農民運動，但是清政府已被折騰得財力殆盡，國勢更衰。從此，近代中國不斷遭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而中國的外患，無不是從我國的邊疆民族地區開始的。可以說帝國主義侵華是我國近代邊疆危機產生的直接原因。
一、帝國主義侵華與近代中國的邊疆危機
在晚清中國衰敗之時，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開始向帝國主義過渡。資本輸出逐漸代替了商品輸出，成為列強對外經濟侵略的主要形式，因而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更加迫切。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也表現得更加突出，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逐漸趕上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日本通過1868年的明治維新建立了地主資產階級專政，迅速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德國在19世紀70年代之初擊敗法國，完成了日耳曼各邦的統一，擁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和最新的工業技術。此外，從1873年開始到19紀世末，資本主義世界連續發生四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為了擺脫自身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轉嫁經濟危機，列強竭力加緊對市場、原料及投資場所的爭奪。也正是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各資本主義大國開始了奪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領土的鬥爭達到極其尖銳的程度。
在對東方的資本輸出與殖民爭奪中，資本主義大國均看好中國。因為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各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取得了在中國沿海口岸的商業特權，中國廣大內陸地區尚未對其開放。它們迫切希望打開中國的門戶，開辟中國內地的廣闊市場。法國總理茹費理在法國議會中宣稱：資本主義國家，在至今尚未開發的地區，在那個非洲、在那擁有巨大資源的亞洲，特別是那廣大的中華帝國內，要極力搜取它們自己的一份，……我們要站在那富庶區域的門口。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占領中國四周的“門口”，加緊侵略中國邊疆與周邊國家，以便從中國的背後打入內地，開辟陸地通商捷徑，發展勢力範圍。自古以來，中國與周邊國家與地區之間存在著一種“藩屬”關係。“藩屬”體製可分為二種：一種是外藩即屬國，對中國定期朝貢，中國皇帝不過問其內政外交，不將屬國納入中國版圖，但對屬國有保護的責任，如朝鮮、越南；另一種是藩部，要歸順中國皇帝，納入中國版圖，委派大臣管理，但對其內部事務采取分封製，藩部外交、國防由中央管理，如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但是，中國皇帝與宗藩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有時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其內部事務幹涉過多，導致屬國國王或藩部土司與中國皇帝關係惡化以及民族間的矛盾。這種情況給資本殖民主義者以挑撥離間、分裂中國的機會。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出現了全國性的邊疆危機。
19世紀60年代，清朝政府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深感洋槍洋炮的威力，試圖師夷長技以製夷，故此開始了近代化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先出現的不是經濟領域裏生產的發展，而是軍事領域的一係列變革。在急於獲得國外先進的裝備技術的同時，人們也對提高國家整體戰略防禦能力提出了要求。此時，沒有海軍的中國傳統國防體製在列強的侵略下，基本上失去了保衛疆土的作用。海洋在古代的條件下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國防屏障，但在經曆了兩次鴉片戰爭的打擊之後，中國傳統的國防體製已走向崩潰。東瀛日本的崛起，又在中國東方增加了一個強敵，這就迫使清政府改變曆來專注陸防的傳統觀念。從19世紀70年代起，日本成了侵略台灣的最危險的敵人。它當時有強烈的向外侵略擴張的要求，目標是朝鮮和中國的台灣。日本在強迫琉球國王接受其藩王封號後，便於1873年3月利用1871年琉球船民幾十人因船失事漂流到台灣琅驕地方遇難一事，派外務卿副島種臣到北京，向清政府總理衙門提出交涉。1874年初，日本決定向台灣進兵。4月，日本設立台灣藩地事務局，任命大隈重信為局長，在長崎設立侵台的軍事基地；同時又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藩地事務都督，負責指揮侵台軍事。1875年，日本出動陸、海軍3000餘人，在西鄉從道率領下，悍然進攻台灣。1879年還正式吞並琉球，廢除其國王，將琉球改為衝繩縣。
正當日本在中國東南沿海點燃侵略台灣的戰火時，英國又在中國的西南邊疆挑起了釁端。1876年，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借口馬嘉理事件對清政府大肆訛詐。馬嘉理事件發生於1875年初的雲南邊境上，其根源在於英法殖民者企圖從境外搶先侵入中國雲南。1868年，英國第一次派出所謂探險隊從緬甸的八莫出發，闖入中國邊境，妄圖從騰越（今騰衝）進入大理，由於遭到控製這一地區的杜文秀回民起義軍的阻擋，未能達到目的。法國則於1866年組成探測隊，從越南的西貢出發，探測從湄公河（瀾滄江下遊）通往中國的可能性，結果發現該河上遊不能通航，於是把注意力移到北越，想從這裏取得進入雲南的通路。1874年，英國又成立一支由193人組成的武裝探路隊，由上校軍官柏郎率領，從緬甸的曼德勒出發，北上探測滇緬陸路交通。英國駐華使館向清政府謊稱這是少數人的探路隊，是來華遊曆的，還特地選派英國駐上海領事館的翻譯官馬嘉理前往雲南接應。1875年2月，馬嘉理帶柏郎的武裝探路隊擅自越境，闖入雲南的蠻允附近。2月21日，馬嘉理被當地人民盤問，他態度蠻橫，並開槍行凶，憤怒的群眾把他打死，柏郎被迫退回緬甸。馬嘉理事件完全是英國蓄謀侵犯中國邊境引起的。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卻向清政府提出以斷絕外交關係，增派軍艦來華相威脅。1876年2月，英國派出4艘軍艦，由印度來華，為威妥瑪的外交訛詐助威。在英國的多方威脅下，9月23日，李鴻章與威妥瑪在煙台訂立了中英《煙台條約》16款，規定中國賠償白銀20萬兩，派專使赴英賠禮道歉。另外，還議定了英國人入藏“探路”專條，規定英國可派“探路隊”從北京出發，經甘肅、青海，或者由四川進入西藏，轉赴印度，也可派員由印度進入西藏。英國侵略者通過中英《煙台條約》和“另議專條”，除攫取更大的通商、領事裁判權外，更覬覦中國的西南邊疆，尤其是對西藏虎視眈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