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邊疆，野心勃勃的沙俄把魔爪伸入中國新疆。1864年10月，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了中國西部44萬多平方公裏領土。此後，沙俄妄圖鯨吞整個新疆，進而南下與英國爭霸南亞地區。1864年，新疆回民在陝甘回民反清鬥爭的影響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清舉事。這些武裝暴動一開始就被反動封建主竊取了領導權，他們實行封建割據，有的甚至進行通敵叛國的罪惡活動。喀什噶爾封建主金相印為了攻下漢城，竟向浩罕汗國乞師。浩罕的統治者派部將阿古柏於1865年乘機自中亞進入南疆，1867年阿古柏宣布成立哲德沙爾國（意即七城國），自立為汗。1870年，阿古柏控製了南疆全部和北疆的一部分。阿古柏妄圖同時勾結英國和沙皇俄國。但俄國為了防止阿古柏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並乘機侵略中國，竟借口安定邊境秩序，於1871年7月悍然出兵強占中國新疆的伊犁地區，美其名曰代為收複，實際上卻設官分治，占地墾殖，對當地中國居民征收重稅，把伊犁地區置於阿拉木圖的沙俄行政長官管轄之下。英國見沙俄侵人新疆，也不甘落後，夢想以印度為基地，侵占西藏，插足新疆，以排擠沙俄侵略勢力。1874年，英國同阿古柏簽訂正式條約，承認阿古柏政權，並以提供槍支彈藥為條件，取得了在阿古柏統治區通商、駐使、設領事館等特權。所以，中國西北邊疆的危機，歸根結底是英、俄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擴張活動及其相互矛盾所造成的。
資本主義列強的加緊侵略擴張，對中國的邊境造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中國的邊疆地區大都受到外國侵略的壓力，危機幾乎同時出現，標誌著中國邊疆普遍危機的開始。中國的陸疆和海疆同時發生了危機，“海笨之波濤未息，山瞰之遊繳紛來”。這種陸上和海上兩個方向同時吃緊的安全形勢是清王朝從未遇到過的。尤其是從來為中國所“小視”的日本侵略台灣並簽定中日《北京專約》後，清政府進一步認識到邊疆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展開了一次內部大討論，以圖調整國防戰略，確保王朝安全。
二、“海塞之爭”與中國近代海權問題
麵對俄國在西北陸姆和日本在東南海疆挑釁的雙重邊防安全困局，清王朝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禦體係和邊防重點。1874年，清朝統治集團內部就此進行了一場廣泛的討論。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海防與塞防之爭。這次爭論，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了幾千年來“重陸輕海”的國防戰略思想，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中國數千年的地緣戰略史上，以中原為政治中心的封建王朝所麵臨的威脅，主要來自蒙古高原和東北山林地區遊牧民族的侵擾。這些封建王朝幾乎無一例外的以北部和西部兩個方向作為國家安全的重點防禦方向。依據這個戰略重點建立的龐大的陸軍部隊，起到了保家衛國的作用。而古代的東南沿海疆域基本沒有真正遭到過外敵入侵。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歐亞海上航路開通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海洋在古代的條件下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國防屏障。清王朝入主中原後厲行海禁，使海防空虛，武備廢弛，最終直接導致了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中抗擊西方列強從海上入侵的失敗。在經曆了這兩次打擊之後，傳統的國防體製已走向全麵崩潰。在這種嚴重形勢下，清朝統治集團內就國防戰略重心的部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續爭論。爭論的結果使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地緣戰略重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這場爭論以“籌銅”（即籌備軍費）為導火線。無論是加強東南海防，還是向新疆進軍，都需要籌集巨額經費。而清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卻已捉襟見肘。如何處理海防和塞防的關係的爭論便以“籌銅”為導火線在大臣之間激烈展開。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官員，鑒於籌辦海軍需要大量軍費而清政府“財用極細”，主張停止在西部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放棄新疆，改變“曆代備邊多在西部”的國防戰略重點，將國防重心從西部邊塞轉移到東南沿海，“移西銅以助海防”，專重海防，確保東南財富區的安全。在李鴻章的鼓動下，一時間，“邊疆無用論”、“得不償失論”、“出兵必敗論”甚囂塵上。如吏部尚書崇實認為新疆“縱能暫時收複”“萬裏窮荒，何益於事”？山西巡撫鮑源深亦持此論。湖南巡撫王文韶、漕遠總督文彬、山東巡撫丁定禎、江蘇巡撫吳元炳等則代表了傳統的觀點。他們認為俄國與中國東北和西部接壤，而今又占據伊犁不歸，其“心自貪欲逐，駿駿有日逼之勢”，所以當務之急在於防俄，否則“我師退一步，則俄人進一步；我師遲一日，則俄人進一日，事機之急莫此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誌於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挑釁於東南”。他們主張以西部陸上防禦為主，全力注重西部塞防，神速進軍西部，及早收複新疆。這種觀點實質上仍以西部陸上邊塞防禦作為國家安全的惟一防禦方向。
1875年4月，督軍西部的陝甘總督左宗棠提出，從國家整體安全的角度出發，新的國防布局應海防塞防並重，“竊維時事之宜籌，漠謀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以兩個方向共同作為國防戰略的重心，在西部和東南同時加強軍事防禦的建設，二者不能偏廢。不過當前應當側重於解決新疆問題，因為海防是否鞏固，也與西域邊疆得失關係密切，況且此時日本侵人台灣事件已經了結，東南海防並非燃眉之急，而西北邊疆卻強敵壓境，事態還在急劇惡化。片麵地強調海防而忽視塞防，不僅不能有利於海防的發展，而且會由於塞防形勢的惡化而影響到海防，最終給國家的國防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左宗棠駁斥了李鴻章放棄新疆的謬論。他認為從戰略形勢上看，新疆為國家西北屏障，占據重要的戰略位置：中國定都北京，蒙古環衛北方，西北至北各關隘連成一線，構成完整的國防北線防禦體係。重視新疆是為了保衛蒙古，保衛蒙古是為了拱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勢完整，才無隙可乘。這就是著名的“新疆一蒙古一京師”戰略關係判斷。左宗棠的意見極大地影響了朝廷的決策。雖然朝廷此時已深知國家海防建設刻不容緩，但新疆問題關係到蒙古甚至京師的安全，因此他們視此為國家安全的首要矛盾。最後，清政府權衡利弊，決定采納左宗棠的建議，決心不放棄將西部塞防作為國防戰略重心的選擇。但同時基於對現實形勢的考慮，清廷又將海上方向作為國家戰略防禦的另一重要方向，並明確告諭天下：海防“現為目前當務之急，又屬國家久遠之圖”，“台灣之事現雖權宜辦結，而後患在在堪虞。……延宜未雨綢繆，以為自強之計”。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率軍西征，負責收複西部領土，以固塞防；並命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沈葆禎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這就打破了中國漠視海權的傳統。1878年，清軍收複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粉碎了英俄利用阿古柏分裂新疆的陰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