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晚清決策者們希望以東南海防和西部塞防兩個重點方向，作為國家地緣戰略的重點，海防塞防同時兼顧，既抵抗陸上強國俄國的侵略，又對海洋強國日本等國進行防禦。中國傳統的以塞防為主的地緣戰略重點發生了些微的變化，開始重視海防了。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設立台灣行省，同一天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海軍領導機構——海軍事務衙門。在李鴻章的實際主持下，中國政府大量進口歐洲列強的鐵甲艦，建立了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軍。中國近代安全防禦戰略體係初步建立。但是，數千年來中國人重陸輕海的傳統疆國觀積重難返。在東亞的國際關係競爭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立即走上了“海軍強國”之路，早已將中國視為主要敵人。作為海島國家的日本，早已將籌海戰略置於重中之重。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戰的慘敗，證明了近代中國海洋戰略與海權觀念的嚴重落後。
三、傳統疆國觀的曆史局限性
以大一統的天下觀為代表的古代疆國觀念，作為我國古代政治思想的遺產，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和我國疆域的生生不息奠定了基礎。但是，它也有曆史的糟粕性。
第一，“重農輕商”、“重陸輕海”的守土思想，在近代以來嚴重阻礙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的發展，也阻礙了中國人對開拓海洋重要性的認識。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重農輕商”的東亞農業大國，因此，在國防戰略上表現為“重陸輕海”，明清時期甚至出現了“海禁”。由於地理條件的原因，在古代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於北部和西北邊疆，中國一直以來不重視對海防的建設和對海洋的開發利用。宋朝設立了市舶司，大力發展海外貿易。明朝中國的海疆受到倭寇和海盜的騷擾，中國沿海數千裏居民慘遭荼毒，嚴重影響了明朝的海上交通，也影響海外國家的入貢互市。明朝對此不得不采取海禁措施。清朝與曆代統治者一樣，均重視陸防而忽視海疆。清初為了防範台灣鄭成功和荷蘭人的騷擾，也實行海禁政策。統一台灣以後，清朝的邊防出現較大變化。隨著俄羅斯的東侵和中亞少數民族的來犯，中國的治邊重心轉向西北陸地邊疆，而東南海疆的保守局麵開始形成。統一中國後，康熙帝曾一度設置對外貿易港口，建立海關，及時調整海禁為開海政策。但是到了康熙後期，由於東南沿海海盜的騷擾，以及康熙帝對外國傳教士和對台灣地位認識的改變，清朝又實行海禁的政策。這一政策被雍乾兩朝所繼承，並且隨著西力東漸的不斷加強，對海疆的防範限製不斷加強。乾隆以後，以英國為首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加快了侵華步驟，清朝海驅政策隨之發生深刻變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東南海防被迫打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中國海防的大門進一步打開。而中法戰爭中海戰的失敗，清王朝認識到海防的重要性，開始籌建新式海軍。但是，為時已晚。“重陸輕海”的傳統思想，遲滯了中國海疆戰略與近代海軍的發展。隻有揚棄傳統中國的“重農抑商”、“重陸輕海”的舊思想，而走依靠大陸、而向海洋的新戰略，解放思想，積極謀求海外發展，中國才有出路。這也是近代日本明治維新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失敗給後來中國人的教訓。
第二，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為基礎的大一統觀念，在封建社會有利於中央集權製度的建立和國家的統一，但是在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進程中，卻相反不利於國家的統一與進步。首先，表現在高度的中央集權製限製了地方因地製宜的權利。而在當代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往往表現為中央政府“統得過死”。而地方自治與聯邦製恰恰是現代西方國家社會進步的根本性標誌之一。其次，國家疆域的統一與發展，需要國防思想與軍事力量的統一。以儒家文化為基礎的中國傳統國防觀念不利於近代國防建設。儒家強調“皇帝就是國家”，於是在軍隊中也強調忠君忠上的觀念。國家的軍隊成為“某家軍”。這正是我國近代軍閥製度的起源。以李鴻章為例，在上述晚清“海防塞防”爭論中，李鴻章意識到東南萬裏海疆成為列強入侵為患的門戶，數千年來中國以海洋為屏障為大防的情勢不複存在，國防戰略的重點應由傳統的西部塞防轉移到東南海防。其思想雖然有許多先進之處，但他放棄新疆塞防、專注海防的看法顯然有私心誤國之嫌。李鴻章後來出任北洋大臣專管北洋水師，但是，他養兵千日，不在保家衛國，而在以“李家軍”擁兵自重，而不敢與洋人開戰。麵對日本對台灣、琉球和朝鮮的不斷侵略，李鴻章認為日本是中國的“十年之憂”。十年後的中日甲午海戰中，貌似強大的北洋水師執行李鴻章的避戰求和的作戰方針，落得被動挨打，結果全軍覆沒。而南洋水師卻按兵不動。甲午戰爭的慘敗證明，僅僅依靠軍事強國，靠技術保衛邊防是不夠的。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也是利用中國的軍閥割據，從東北向華北，各個擊破，將國民黨軍隊打得落花流水，大半個中國大好河山落入敵手。
第三，“華夷秩序論”，不利於民族平等觀念的建立。基於華夷秩序論的“華夏與邊緣”的民族關係，事實上是大漢民族主義的表現，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和賤視夷蠻狄戎的一麵。在處理與落後民族和周圍國家的關係中，我國封建王朝往往使用文化和道義的力量，以行“仁政”的理念，來處理中原王朝與邊疆民族的關係。但是，作為封建統治者，他們對邊疆民族的“不順”之舉，更多采取了“恩威並舉”中的武威一麵，使得中國的民族關係與邊疆穩定常常出現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並將之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執行了正確的民族政策與睦鄰外交方略，邊疆穩定，民族團結，中華民族崛起與複興的時代終於到來。
新中國的邊疆戰略與民族政策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開創了中國內政外交的新時代。新政初立，百廢待舉，許多曆史遺留的外交問題需要解決。同周鄰國家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尤為突出與複雜。此外，因為我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的關聯性和跨國性，我國的邊疆問題不僅影響到睦鄰外交的格局與國家安全，同時也影響到邊疆民族地區的穩定與發展。19世紀以前的中國是統一的中華帝國，並非近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皇帝被視為天下共主。在邊界問題上，中國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族問題上，中國封建皇帝也認為“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古代中國沒有科學的邊界概念，將四周的少數民族視為“蠻夷”。除與俄羅斯帝國有過邊界交涉外，中國在鴉片戰爭前與絕大多數的周鄰國家沒有訂立邊界條約，一般隻有傳統習慣線。因此，當代中國成立前後，就麵臨著複雜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周恩來作為中國總理兼外長審時度勢，以解決中緬邊界為開端，創造了中國解決邊界問題與跨國民族問題的成功範例。他為新中國製定邊疆戰略與邊界政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