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樹立中國和平共處的國際形象，爭取中間地帶國家，突破帝國主義與反華勢力的包圍，確保中國邊疆與民族地區的安全。周恩來曾對中緬邊界談判的中方代表姚仲明多次訓誡：帝國主義希望我們同鄰國發生爭吵，如果打起來，他們更高興。我們絕不中其下懷！為推動形勢向好的方向發展，必須對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進行反擊，最實際、最有力的手段就是盡快以和平共處精神同緬甸解決邊界問題。周恩來的邊防戰略突破了以薛福成為代表的舊中國的扼守天險保國防的立場。這不僅是因為中緬兩國的性質有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不能像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一樣對待緬甸，而且要扶植弱小民族的獨立”，更因為在當今原子時代，“要鞏固國防，天然屏障的作用不大，我國西南邊防的著眼點在於爭取同鄰國的和平共處”。這就是說，與鄰國的和好更勝於天然屏障的邊防線。
第二，睦鄰友好，安定四鄰，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行建設創造和平國際環境。50年代初期，中國百廢待興，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成為我國人民麵臨的首要任務。但是中國所麵臨的周圍環境並不安定。50年代初，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勝利，萬隆會議上的重要作用，顯示出中國在亞非事務中的重大影響。但由於邊界問題、華僑國籍問題等尚未解決，東南亞某些國家對中國的恐懼隨之而來。又由於美蔣集團的反共造謠，對中國鄰邦進行威脅拉攏、挑撥離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對中國自驚自怕。1954年吳努總理第一次訪華時坦率地表露了一個小國以大國為鄰的複雜的疑懼心態，“中國好比大象，緬甸好比羔羊，大象會發怒，無疑會使羊羔提心吊膽，但又自信，螞蟻雖小，也能爬到大象鼻孔裏咬其柔軟部分，使大象感到麻煩不安”。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當然不擴張。但是亞洲國家卻不相信，它們認為大國必然擴張。所以以實際行動使他們慢慢相信，爭取和平共處。先從緬甸開始，十年內爭取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解決後他們就放心了。”至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方式與目的，中國領導人指出：“我們解決邊界問題的目的是要安定四鄰，爭取國際形勢的緩和，便於進行建設，而不是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更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與鄰國關係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
第三，堅持平等互利，維護正當的民族利益，反對大國主義。中國領導人認為：“緬甸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所領導的國家，在政治上一般來說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民族主義國家有兩麵性，對帝國主義而言，它是朋友，在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及戰略問題上可以同它講統一戰線，即國際和平、民族獨立的統一戰線，但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範疇上說，它又是我們的敵人，但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要敵人。所以緬甸作為一個弱小的民族主義國家對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鄰邦總有擔心與疑慮。中緬兩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必須在邊界問題上以實際行動反對大國主義，證明自己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則，尊重緬甸的獨立領土完整。周恩來指出：“我們是一個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必須設想到舊世界中這些民族主義國家與我們社會製度不同，對我們有疑慮有畏懼。我們一方麵應當堅持與保護我們民族的正當利益，但另一方麵也必須在反對大國主義方麵作出一些榜樣。就邊界問題來說，重要的在於我們應該做到使雙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而不在於我們必須多一點地方。何況這些地方很久就不在我們手中，或者原來就不在我們手中。總之，我們的做法應該表示我們確實是在實際行動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第四，以印度和緬甸為突破口，樹立睦鄰友好的典範。周恩來還指出：“我們和亞非國家要在和平共處這個問題上起示範作用。我們主張世界各國都和平共處。這個社會主義各國之間不成問題。現在講的主要是不同社會製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就是說新世界要同舊世界和平共處。舊世界我們把它分成兩類：一類是帝國主義國家，一類是民族主義國家，包括一些愛好和平的國家或和平中立國家。舊世界的這些國家中比較容易同我們和平共處的就是民族主義國家，而我們周圍這樣的國家甚多，隔海的有印尼，共陸地疆界的有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如果能爭取到這些國家真正同我國達成示範性的和平共處的關係，那將有助於和平地區的擴大和和平共處政策在世界上的推廣。這幾年來，經過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我在印、緬的訪問，1955年萬隆會議和最近我到亞洲各國的訪問，證明了這個政策在亞洲各國是起了良好效果的。我們的政策在這些地方的收效，正是對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嚴重打擊。美帝企圖壓迫和利用處在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的民族，形成一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包圍圈的陣勢。我們的政策就是對這種陣勢打開一些缺口。對馬尼拉條約和巴格達條約，印尼、緬甸、印度、錫蘭、阿富汗、尼泊爾等國就都沒有參加，這些就是缺口。即使巴基斯坦，雖然參加了上述兩項條約，但也還再三聲明，對中國還是願意友好的，並且多次表示（當然，隻是口頭表示），如果美國侵略中國，它是不會參加的，並拿沒有參加朝鮮戰爭為例。這些都說明，我們可以而且已經在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陰謀圈上打開了一些缺口。顯然，我們解決邊界問題也必須和我們和平共處政策的推廣聯係起來進行。”
三、劃分邊界的基本原則
當代中國版圖是從舊中國繼承下的。自西方殖民者東侵以來，中國遭鯨吞蠶食，版圖逐漸縮小。在外敵的逼迫下，舊中國政府腐朽無能，先後簽訂了一係列喪權失地的邊界條約。這些邊界條約有的是清政府簽訂的，有的是民國政府簽訂的。這些邊界條約囿於當時交通條件及地理環境沒有付諸實施，許多地方的邊界線尚沒有最終確定。新中國麵對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條約及邊界現實。談判的法理依據何在？是以曆史上不平等條約為談判基礎，還是以中國曆史上一度統治的曆史事實為談判依據呢？中國政府認為邊界問題極其複雜，要講邊界問題，就要從有關的曆史與地圖出發，研究有關曆史情況及曆史地圖上表現的邊界情形。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在研究與處理新中國碰到的第一個邊界問題中緬邊界問題時，提出了具體的劃分邊界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