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防患宜遠不宜邇”，扼住天險守國防。在現代以前，任何國家都非常重視天然疆界（大川高山）對邊疆安全的重要意義。希望將自己的邊界推得愈遠愈好。薛福成分析滇緬邊界的形勢時，也主張以山勢險峻的野人山為滇邊的天然屏障。否則，出了野人山，一望平夷，滇邊安全無險可扼。薛福成與英反複交涉，最後使得英國退出野人山地已占地區，從而使北段部分地區邊界向西推移，有了安全屏障。
第三，去虛名，守實利，不以一隅妨全局。薛福成作為交涉前線的外交家，是十分務實的。早在1885年首次中英滇緬交涉時，英國采取赫德建議，取得了統治緬甸的實利，而保留緬甸對華十年一貢的虛名。薛福成在交涉中考慮到英外交部受到印度部及印度總督反對困境，為促使英外交部早日締約，采取去虛名取實利的辦法，作出讓步。同意放棄十年一貢的舊例，保全英國的麵子。這雖然打破了清廷昔日自我陶醉的上國思想，但促進了早日締約，以杜絕英國伺機進占的可能。薛福成在談判中特別擔心英國糾纏點滴，借界址未定之機，漫無限製地占領邊地。時間愈久，愈對中國不利。他提出：“不值以一隅妨全局，亦未便爭小利而墮詭謀。”這種務實態度促使了邊界條約的最後締結。
薛福成的邊疆戰略體現了一個弱國在強敵當前的國際形勢下為了保衛邊疆，不惜一切，早定邊界以絕敵人內侵的心態。在此種心態下，弱國不免要損失一些仍可爭得的權益。即使如此，薛福成外交的成功，還是有重要意義的。1894年3月1日，經過3年多艱辛談判後，薛福成與英國外交部訂立了《續議滇緬界務、商務條款》，這個條約使西洋強國在薛福成堅忍不拔、靈活機變的外交鬥爭下不得不承認中國的合法權利。它的簽訂有利於中國限製英法侵略雲南、西藏的野心。然而，有許多學者認為薛福成簽訂的1894年條約喪失了大量權益：一是中國不能堅持初議，西路以大金沙江為界及八莫立埠設關，使中國喪失了62萬平方公裏的領土；二是尖高山的北界未定，使英國趁機多次侵入雲南邊地，造成後來種種糾紛，以及英國非法占領中國片馬、江心坡、崗房等地。這些批評是不正確的。從薛福成的邊界觀點來看，他完全希望滇緬邊界全部劃定，並按中國的初議劃定，但談判需要雙方妥協與讓步，否則，達不成協議，更易讓英國以實力進占更多的地方。至於未定界則是因尖高山以北人跡罕至，無從稽考，英國入侵非薛福成之過，而是英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使然。當然，清末中國國力衰微，清廷對邊疆地區鞭長莫及，未能實現充分開發與有效統治也是原因之一。曆史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三、曆史遺留問題：英國繼續蠶食中國領土
薛福成不愧為一位堅忍不拔、幹練有為的外交家，1894年他的早逝給中國外交帶來了巨大的損失。1895年法國借“幹涉還遼”有助於中國，逼清廷簽訂《中法界務專約》，強行割去了1894年條約第5款規定的中國領土孟連、江洪二地（第5款規定此“二地劃於中國，不先於英國同意，不得讓與他國”）。英國卻以此未經英國同意，要求修改1894年條約。1897年中英簽訂《續議緬甸條約》，將1894年條約中原屬中國的昔馬、科幹、北丹尼等地劃入了緬甸，並將猛卯三角洲“永租”英國。1897年續訂滇緬條約後，中英兩國均派員會同勘界，至翌年5月將南奔江至瓦侖山段、以瓦侖山段至尖高山段先後勘畢。翌年10月至1899年，將南奔江至工隆波一段勘畢。上述三段合稱為北段已定界。由猛阿至湄公河段同時勘畢、並於1906年合立界碑，此段稱為南段已定界。工隆至猛阿段因英國擅指原約中孔明山為公明山，欲使界線東移，直到抗日戰爭時期，才劃定，即1941年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