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界曆史上從未正式劃定，存在爭議本屬正常。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為解決和縮小中印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作出了積極的努力。邊界問題之所以發展為後來的邊界衝突與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由印度尼赫魯政府在謀求西藏緩衝區的政策失敗後，企圖強化其對中國邊疆領土所謂“前進政策”造成的。
一、關於邊界問題的中印官員會晤
1959年3月，中國政府很快平定西藏武裝叛亂。這使印度期望的“西藏緩衝區”夢想及原有戰略部署被打破。在印度的地緣政治與安全戰略中，中國由“潛在的敵國”變為“現實的敵國”。中印邊界局勢日趨緊張，雙方開始就邊界問題展開爭論。
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向中國單方麵提出了大片領土的要求。他在給周總理的信件中寫到：“我們原以為我們的立場已經為貴國政府所明白、了解與接受，然而，由於我們兩國政府間不幸對疆界的畫法在幾處地方存在著一些看法的分歧，我同意雙方應該尊重在最近的那些爭執發生之前所存在的情況，雙方都不應該試圖采取片麵行動去行使自認為屬於它的權利。”“（中國政府）繼續出版把大塊印度和不丹的領土劃入中國的中國地圖，是不符合長期確立的習慣和條約的，這並且是引起我們極大關注的事。……要是這些邊疆問題現在影響到我們兩國間存在的友好關係的話，那會是極其不幸的。”為了維護邊境地區局勢的穩定，1959年9月8周總理給尼赫魯總理的回信中重申了中國方麵對邊界問題的看法，並批駁了尼赫魯關於西段的1842年條約和關於東段的“麥克馬洪線”的論據。在信中，周恩來總理再一次聲明了中國政府的主張：應通過友好協商，考慮到曆史背景和當前的實際情況，尋求對雙方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在信的最後，周總理要求印度“撤回越境的印度軍隊和行政人員，恢複兩國邊界久已存在的狀況。這樣，中印邊界一時的緊張局勢就會立刻緩和下來，籠罩兩國的陰雲也會迅速消散”。但是，印度不僅在中印邊界上挑起了空喀山事件，還以印度外交部曆史司的名義編寫了一本名為《印度喜馬拉雅邊界的曆史背景》的小冊子，煽動起印度公眾的反華情緒，進一步加大了中印邊界的緊張局勢。
為防止邊界衝突的再次發生和中印緊張關係的進一步惡化，周恩來總理在1959年11月7日致尼赫魯總理信件中說：“如果兩國政府不想出一個十分妥善的解決方法，我擔心雙方都不願意看到的邊境衝突今後還有可能出現。”因此周總理代表中國政府提出了舉行高級會談和采取非軍事化臨時措施的合理建議。但是，印度拒絕舉行兩國總理會談。尼赫魯在1959年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回信中說：“總理先生，在對事實存在著這樣完全的分歧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達成原則協議呢？因此我寧可等待你已經答應的、對我9月26日的信和我們11月4日照會的答複，然後我們再討論下一步驟應該是怎樣的。”為了推動兩國總理早日會談，盡快解決中印邊界問題，1959年12月26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方麵遞交了一份長達22頁的照會，對尼赫魯9月26日信和印度政府11月4日照會作了詳盡答複，這份照會對印度的所謂中印邊界早已按照印方所主張的邊界劃定的說法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重申了中國通過友好協商解決邊界問題的立場。在中國政府的努力下，尼赫魯終於同意邀請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於1960年4月19日赴新德裏同等印度領導人進行會談。會談中，周總理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把一年多來中印雙方所表達的觀點和要求歸納成六個共同點和接近點，即：1.雙方邊界存在著爭議；2.在兩國之間存在著一條各自行政管轄所及的實際控製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