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對當時中國內政外交環境的誤判
印度對中印邊界問題的處理，也反映了60年代印度與中、蘇、美三國間的戰略關係的看法。50年代後期，中國國內麵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國民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困難。1959年3月達賴喇嘛在西藏發動叛亂。與此同時，中蘇國家關係也因為意識形態的論戰出現不和。在東南沿海，台灣當局在美國的縱容下企圖“反攻大陸”。印度認為，中國內政外交發生全麵性危機後會在邊界問題上對印度讓步。因此，印度企圖通過中印邊界問題向當時與中國關係破裂的蘇聯及美國示好，以謀求印度在國際社會的利益。
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後，蘇聯愈益重視其亞洲戰略布局，加緊網羅中國周邊的反華勢力，以形成對中國的戰略包圍。這突出地表現為加強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同對中國施加壓力。1959年朗久事件發生後，蘇聯馬上聲明“中立”，但實際上是偏袒印度。西方新聞界評論說：“蘇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和一個非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嚴重爭端中保持明確的中立，就是在國際關係和意識形態上逃避兄弟般的團結的責任。”中印邊界戰爭爆發後，印度向美國和蘇聯通報了邊界衝突的進展，指責中國侵略了印度。尼赫魯要求蘇聯提供軍事援助，特別是供應米格21型飛機。中印邊界戰爭結束後，印蘇關係迅速提升，1965年美國政府出於在印巴間維持均勢的考慮停止對印軍援後，蘇聯成為印度最大的武器裝備供應商。蘇聯在經濟和軍事上援助印度，體現了在戰略上包圍和遏製中國的政策，從而在南部加大了對中國的壓力。
美國也在密切注視著中印邊界爭端的發展，肯尼迪政府對中印衝突的反應與其對華政策及南亞政策息息相關，它企圖一方麵全麵加強印美關係，可能的話就把它拉入西方集團，另一方麵企圖乘機解決印巴爭端，使兩國聯合起來對抗和遏製中國，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肯尼迪的得力助手西奧多·索倫森說盡管總統在全神貫注於對美國和西半球的更為直接的威脅，但卻在思考哪一個危機從長遠來著將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從長遠的意義上，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間的一場全麵戰爭，是可以與加勒比海地區的對抗相匹敵的。
尼赫魯標榜印度推行不結盟外交。但是，中印邊界衝突發生後，他不斷與美蘇靠攏。1962年10月26日，尼赫魯致信美國總統肯尼迪，請求給予軍事援助。次日，美國開始援印，11月14日，美印簽署軍事援助協議，為已經啟動的軍事援助確立了法律基礎。11月20日深夜，當印度軍隊潰敗時，尼赫魯向肯尼迪發出緊急呼籲信，要求美國立即進行軍事幹預，並派遣15個空軍中隊參加對中國作戰。中印邊界戰爭結束後，印度則“不加掩飾地”投入美國的懷抱。1963年1月，印度外交部的一位高級官員甚至表示，印度願意“同美國在亞洲各地進行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來共同遏製中國。因此，印度放棄了不結盟立場，轉而推行一種事實上的雙重結盟政策，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左右逢源，進一步以邊界問題遏製中國。
應當承認，印度國內因素對印度政府走向對華邊界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印度是西方國家在東方的“民主櫥窗”。多元化的政治與媒體，不斷渲染中國背叛了印度的友誼，背叛了印度與中國共同倡導的“潘査希拉原則”，煽起印度公眾歇斯底裏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給中印關係帶來嚴重後果。除此以外，當邊界談判出現分歧，印度為了在國際社會上先聲奪人，不惜將中印兩國早年互致的照會公之於眾。正如尼赫魯後來所說的那樣；“或者把對方爭取過來，或者削弱對方，使它在本國輿論、世界輿論和我本人的看法裏站不住腳。”中國方麵為了澄清事實，也不得不公布印方的照會。因此，從1960年到1962年間，中印在邊界問題上展開了“照會戰”。僅1961年12月至年12月，中印雙方公開的互致照會、聲明、信函就達一百多件。邊界問題公開化後，國際輿論也加人其中，各執一詞，甚是熱鬧。在“照會戰”、“宣傳戰”中，中印雙方都將自己關於邊界的立場、態度公布得一覽無遺，使得國際社會對邊界的走向和雙方的實際控製線了如指掌。事到如此，任何一方的妥協、讓步都意味著國家尊嚴的喪失、民族自尊心的傷害，最終導致中印雙方根本就不可能坐下舉行認真理智的談判，問題進一步惡化。由此可見，中印邊界問題國際化，不僅不利於推動談判的順利進行，反而還使中印雙方的談判和考慮解決邊界問題時增加了對其他因素的顧慮，加大了談判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