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寶島衝突後，中蘇邊境緊張局勢繼續發展。蘇聯進一步把它在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從烏蘇裏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河界擴大到陸界，從東段擴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蘇聯方麵出動直升飛機兩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武裝部隊數百人，侵入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縱深達2公裏，包圍正在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人員，對他們發起突然襲擊，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上多名，又一次製造了嚴重的邊界流血事件。
三、中蘇大論戰的反思
毛澤東多次強調中蘇兩黨意識形態之間“有九個指頭的共同，一個指頭的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蘇關係走向惡化的過程中，“九個指頭的共同”沒有能夠彌合因利益分歧而產生的裂痕；而“一個指頭的不同”卻極大地促使中蘇關係崩潰。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中蘇同盟關係中，蘇聯是把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來維護蘇聯的民族利益的。實際上中蘇同盟本身，也是共同利益的產物。蘇共開始對中共並不信任，斯大林曾稱中共為“人造黃油”，“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中，蘇聯開始也是支持國民黨而非共產黨，這完全是從蘇聯自身利益出發的，而沒有考慮意識形態的問題。中共在建國之前，也曾試圖同美囯改善關係，但是遭到美國人冷落，所以才向蘇聯“一邊倒”。由此可見，中蘇之間的同盟，其實質並非意識形態的同盟，而是利益依存的同盟，一旦雙方利益出現無法調和的矛盾，同盟必然將破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主角仍然是各國的實際利益。各種以意識形態為名進行的政治軍事活動，背後無不有利益的驅動。帝國主義列強幹涉蘇聯革命，實際是為了保留甚至擴大各自在帝俄時代的權利；二戰中，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德國可以為了共同利益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他們仇視的“蘇聯極權勢力”也可以為了共同利益成為盟友；冷戰則更是兩個超級大國為了爭奪在世界各地的權利和影響而進行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意識形態”被用來區分政治利益上的敵我。如鄧小平所說，“不要在意識形態上頭腦發熱”，真正從國家民族的實際利益出發，這樣才能在國際舞台上更加靈活主動。這正是1989年5月中蘇關係正常化時，鄧小平決定會見戈爾巴喬夫隻是握手，不搞同誌與戰友般的擁抱的基本原因。
對於中蘇大論戰對中國的影響，鄧小平更多地從中國的安全與主權角度來看。這是1989年他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關注的第二個問題。鄧小平說：第二個問題，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中國的革命戰爭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到外國的威脅。中國是個貧弱國家，但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何方？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麵臨著這個問題。那時威脅來自美國，最突出的就是朝鮮戰爭。後來還有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中國出了誌願軍，同美國直接較量，蘇聯供給的軍火還要中國付半價後來中蘇兩國關係不好了，中國麵臨經濟困難，但無論怎樣困難，也得還這筆軍火債，我們提前兩年還清了。20世紀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