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以達賴為首的西藏上層統治集團對英國的侵略十分反對，仇視英國。1904年英軍侵人拉薩時，十三世達賴逃入內地避亂，並試圖依靠沙俄抗英。但西沙俄在且俄戰爭中慘敗，國勢不振，又因俄英訂立1907年反德同盟條約，所以沙皇未敢按達賴要求派兵護其歸藏。正當達賴急於回藏之機，清政府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西藏攝政及眾僧俗官員力催達賴返藏，主持藏務。但是達賴不敢貿然前行，要視英國人眼色而定。此時英國改變了策略，表示隻要達賴不反英，就不阻止他返回拉薩。1908年10月20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北京雍和宮會見達賴，雙方達成妥協，達賴決定返藏。1909年11月，達賴抵達拉薩。但是，此時清政府改革藏政的政策，遭到達賴及西藏上層的強烈反對。駐藏大臣聯豫的新政措施和趙爾豐改土歸流，從根本上觸動了西藏農奴主和宗教統治者的既得利益，引起西藏僧俗官員的極大不滿，藏局出現危機。清廷乃決定趙爾豐為駐藏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並派鍾穎率二千川軍入藏。達賴恐懼萬分，竟然致電英俄公使，指責趙爾豐、聯豫的新政旨在消滅宗教，請求各國公使向清廷提出抗議。
1910年2月12日，川軍入藏。同日，達賴率親信逃往印度，請求英國保護，助其抵抗中國。達賴流亡印度後，英國處處籠絡。英印總督明托、英國駐哲孟雄行政官員貝爾多次會晤達賴，秘商對策。並由英方預備館舍，供應一切，“未及兩年，達賴與藏員盡為所愚，而傾向維殷矣”。貝爾也說：“達賴及其大臣今忽傾向於素來仇視之人，此為前所未有，數年前萬萬不能望此也。”1910年3月14日，達賴前往加爾各答，會見英屬印度總督明托，表達了他本人對英印當局“至深的感激”和“至切的依存”，並希望英方擊退中國勢力，讓西藏得以“友邦的資格與中國直接談判”。達賴落入英人之手，促成了英國侵略西藏策略的轉變。
英國之所以改變過去對西藏的武裝侵略，轉而拉攏達賴，就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英印政府認為自己在西藏的主要利益是邊界問題和商業利益，兩者都不是通過武力能得以長期解決的。二是自1888年第一次印藏戰爭以來，達賴對英國的武裝入侵從不屈服。因此采取懷柔政策更有利於維持和發展英國在西藏的勢力與利益。英國改變策略，籠絡西藏上層統治者，是由其帝國主義殖民擴張政策的兩麵性決定的。而在西藏上層，為什麼有部分人甘心受人拉攏，幹起分裂國家的勾當呢？這與晚清中央政府在英國幾次侵藏戰爭中執行妥協政策出賣藏人利益有關，也與清廷強製推行藏政改革緊密聯係。
1911年秋，正當藏局動蕩之時，內地爆發了辛亥革命。中原地區時局的混亂，英國殖民者感到分裂西藏的時機已到，立即唆使西藏上層策動反漢驅滿的暴動，以實現西藏脫離中國的陰謀，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以達賴的名義向全藏官民喇嘛頒布了一個被稱為“西藏獨立宣言”的通告：
內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國。嗣是以戍，凡漢遞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從，身著蘭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惟烏拉仍當照舊供給。漢兵既不能保護我藏民，其將以何方法鞏固一己之地位。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
關於這個通告的性質，許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通告僅僅是一個驅逐漢人的文告，而並不是一個宣布西藏獨立的文告。這種觀點以中國學者為主。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通告不僅是一個驅漢聲明，而且是一個宣布獨立的宣言書。這兩種觀點都不太符合曆史實際。首先從通告文本來看，通告目的在於“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因為漢人“恣為強奪，蹂躪主權”。這的確是一個驅漢聲明。但西藏上層的分裂分子驅漢目的何在呢？顯然不是為了與內地的共和政權發生關係，這為後來的曆史證明。而是為了實現民族分裂，恢複其“主權”，盡管文中沒有“獨立”字樣。其次，從西藏噶廈政府自1911年到1959年，乃至現在的“西藏流亡集團”幾十年的曆史來看，原西藏地方當局的親帝派一直在謀求分裂祖國的“獨立”活動。他們自己也認為1912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西藏獨立”。因此，我們認為，由十三世達賴頒布的這個驅漢文告，並非是一個所謂的“獨立宣言”，但它是有一定分裂傾向或獨立傾向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認清“西藏獨立”問題的曆史真相，才能夠對今日之“西藏流亡集團”鬧“獨立”的源流有較為清醒的認識。達賴喇嘛於12月16日返回拉薩，在懲辦上層親漢勢力的同時，對那些反漢有功人員大加嘉獎擢升。藏軍總司令達桑占東由平民晉升為劄薩，攝政策墨林諾門汗因領導反漢得力，受封為呼圖克圖。在對外政策上，達賴及西藏上層確立了聯英政策。由此看來，由於祖國內地的動蕩，地處邊疆的西藏給帝國主義列強可乘之機，西藏產生了離心傾向。在辛亥革命後，達賴喇嘛確立了首先“以英為友”的依附英國的對外政策。西藏地方自五世達賴之後，在曆世達賴中，十三世達賴是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權力最有力的統冶者。為了維持和鞏固其政教各權，他在政治上運用兩麵政策，騎牆於祖國與英國殖民勢力之間。於是在他的周圍形成了所謂的兩種勢力：親漢派與親英派，這實際上就是西藏上層統治集團的愛國勢力與分裂勢力的分野。親英派形成於清末民初。自辛亥革命之始，在西藏上層統治集閉內部，形成了一股親帝國主義的分裂勢力，與主張“內向”的親漢勢力對立。這兩股勢力的明爭喑鬥，是與它們爭奪內部統治權的鬥爭互為表裏的。總體上講，親英的分裂集團在這個時期逐步加強了“藏獨”分裂活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初期，親英分裂勢力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加緊了向美國的靠攏，試圖以美國為活動中心，開展其“藏獨”的國際努力。西藏和平解放後，西藏上層分裂集團的分裂活動並沒有結束，隻是囿於中央政府的壓力，轉入地下，其公開的活動有所收斂。1959年3月10日的武裝叛亂，是近代以來西藏上層分裂集團“藏獨”活動的總爆發。亡印後的“西藏流亡政府”與曆史上的西藏分裂勢力是一脈相承的。
四、晚清藏政改革及其教訓
從世界各國的曆史來看，在民族宗教地區進行任何改革均須因地製宜，切務操之過急，否則遺患無窮。近代西藏問題的緣起，與晚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急躁改革有關。經過1900年義和團之變及八國聯軍的侵略後，清廷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對內憂外患，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改革，著名的改革措施當屬在內地的“君主立憲”的“新政”和在邊疆地區的“改土歸流”，以挽救其封建統治。對於西藏危局，清政府中一些開明之士力主整頓，推行改革，防止帝國主義繼續侵犯西藏，鞏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這樣自1906年開始到1911年清王朝滅亡為止的五年時間裏，清政府大力整頓藏務。其中以張蔭棠查辦藏事及趙爾豐改土歸流影響最為深遠。
1906年4月，張蔭棠入藏，經過調査，向清朝中央參奏揭發駐藏大臣有泰在西藏人民抗英鬥爭中坐誤時機、對西藏人民抗英鬥爭采取釜底抽薪、任其戰、任其取的投降政策。清政府於1906年11月29日發布了革職、査辦有泰等十餘名腐敗瀆職滿漢官員的命令。1907年2月，張蔭棠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治藏大綱二十四款”，這是一個使西藏近代化的改革綱領。此外，他還頒發了《訓俗淺言》和《藏俗改良》兩本小冊子，把漢族曆代統治階級的封建倫理道德搬到西藏來，作為建設西藏，改革藏俗的指南，譯成藏文散發西藏各地。張蔭棠為了改變西藏經濟文化落後麵貌，還提出了招募、訓練藏兵、發展西藏農工商業、開發礦源、便利交通、發展教育衛生等一係列具體措施。張蔭棠的治藏行動曾引起了繼任駐藏大臣聯豫的嫉恨和朝廷中一部分滿族貴族的猜忌。聯豫向朝廷彈劾張蔭棠。清廷諭：“風聞張蔭棠有令喇嘛盡數還俗，改換洋裝之事”，“藏番迷信宗教，如果操之太急，深恐激成事變”。因此，清政府也認為張蔭棠的言行過於偏激而不合西藏時宜，遂於1907年5月調他前往印度西姆拉，與英國代表會談“所有亞東關升埠各事宜”。6月，張蔭棠將兩藏一切軍政事務移交給赴任的駐藏大臣聯豫後，離開了西藏。
張蔭棠被調離西藏後，聯豫繼續在西藏施行“新政”。1909年西藏的“新政綱領”頒布，這些“新政”引起了西藏各階層和憎俗人民的強烈反對。西藏人民采取停止和封鎖聯豫等入駐藏官吏的生活供應的辦法，進行反抗。在西藏人民的堅決反對下，聯豫在西藏的“新政”措施隨之而中止。
在張蔭棠查辦藏事的同時，趙爾豐也在川、康兩省大力推行“改土歸流”。7月，因趙爾豐“征剿有功”，奉旨升任川滇邊務大臣兼駐藏辦事大臣。從1905年到1911年清亡的六年間，趙爾豐采取軍事政治的強迫措施，廢除了大小土司及其他地方勢力，均改派流官治理。明令各族僧俗百性，一體接受漢地流官統治，不許再聽命於本地土司和上層僧俗頭人。趙爾豐為了取締喇嘛製度，還為各寺院強行規定了喇嘛人數，對寺院的土地亦如同其他田產一樣，一律征收賦稅，同時廢除了寺院向藏民攤派各種負擔和幹預地方行政的權力。除此之外，他還在生產、交通、教育等方麵提出了一係列的改革措施。他創辦官立義務學校，采取漢化教育手段，強迫五六歲的藏族兒童入學讀書，使用漢語漢文教學，強迫藏族子弟學習“官話”（漢語）、曆史、地理、唱歌等各種學科，並要改從漢名，改變原有的宗教信仰、婚喪、服飾等風俗習慣。趙爾豐實行的改土歸流政策，加強了中央與西藏、川康地區的聯係，衝擊了這些地區的封建農奴製，削弱和打擊了僧侶、農奴主的統治權勢，促進了當地生產的發展和與祖國內地經濟文化的交流。
張蔭棠本人是一位頗具民族意識的有識之士，他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和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如能實現，對西藏人民是有利的。趙爾豐在藏東改土歸流也是這樣。但是他們的政策從總體上講操之過急，必然引起西藏上下僧民的不滿。張蔭棠一再強調“收四政權”，實際上就是奪取達賴的權力完全歸駐藏大臣掌握。趙爾豐改土歸流，實際上就是同化藏人。這些新政措施因為有違西藏的實際，與西藏各階層人民意願相反，所以得不到噶廈的實行。同時，清政府整頓藏務，也加劇了清廷與西藏上層矛盾，使十三世達賴逐步投入帝國主義懷抱，給帝國主義拉籠西藏上層，培植親帝勢力以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