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並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十七條”和平協議標誌著1911年以來西藏與祖國關係40年的不正常局麵結束，西藏重新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原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本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地方的具體實際，對西藏地方當局采取的寬容政策。但是，西藏上層集團的少數分裂分子不甘心失敗，在西藏和平解放後依然進行反對十七條協議、分裂祖國的陰謀活動。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亂大規模爆發。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叛國流亡的印度，在印度建立了所謂“流亡政府”，開始了迄今為止長達近半世紀的流亡生涯。西藏流亡集團在國際上與反華勢力沆瀣一氣，已淪為西方國家反共反華的工具。
一、“西藏流亡政府”的由來
西藏和平解放後，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並不甘心，總是在尋找機會製造分裂活動。1956年，印度舉行釋迦牟尼涅磐2500年紀念大會，特邀達賴出席。境內外的分裂勢力又乘機進行滯留達賴於國外的分裂活動。1957年開始，西藏反動上層在西藏各地秘密拚湊叛亂組織，四處截擊汽車，暗殺漢族幹部。1958年下半年，非法的“西藏人民會議”召開會議，全麵策劃武裝叛亂。在這種裏應外合的囂張氣焰之下，一場經過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的全麵武裝叛亂終於在1959年3月10日發生。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亂分子在拉薩發動全麵武裝叛亂，提出“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的口號。同時，叛亂分子肉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請願，要求印度保護西藏的“獨立”。印度總領館竟然公開接見叛亂代表，接下其“獨立聲明”，答允轉告印度政府。150人代表向印度政府請願，要求支持“西藏獨立”。在武裝叛亂發生的同時，噶廈召開會議，成立了“西藏人民會議”。“西藏人民會議”成立之後，進行了一係列活動，3月19日，這個叛亂集團下令武裝進攻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和中央駐藏機關。全麵的武裝叛亂開始。對此，中央政府於20日命令駐藏部隊討伐西藏叛國集團。經過兩天戰鬥，即撲滅了拉薩市區的叛國變亂陰謀。3月17日晚西藏叛亂分子將達賴挾持，逃離拉薩，奔向印度，走上昔日十三世達賴的老路。在西藏上層當局，以阿沛噶倫為代表的愛國人士一直站在中央政府一邊，反對叛亂。叛國分裂分子裹脅著達賴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3月29日，叛亂集團逃至山南地區隆子縣，宣布成立“臨時政府”，決定以隆子為臨時首府，企圖以雅魯藏布江為屏障，以印度為後盾，贏得國際支持，進行長期的叛亂活動，謀取“西藏獨立”。但是由於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了拉薩叛乩，揮師南下，很快擊潰山南的“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達賴集團作長期抵抗的企圖化為泡影，隻得率眾於3月31日越過“麥克馬洪線”逃抵印占區。從此，十四世達賴喇嘛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4月18日，達賴到達印度提斯浦爾，當日即向印度外交官散發了“達賴喇嘛的聲明”，其中宣稱“宗主權是漢人強加在西藏人身上的”。顯然，達賴聲明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國家的“藏獨”之路。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時間裏，叛亂集團聚集在穆索裏。4月24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此會見了達賴喇嘛。1960年初，達賴在穆索裏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組成了流亡噶廈及其下屬機構。不久，達賴將流亡大本營遷到印度西北部喜馬偕爾邦康拉縣達蘭薩拉。這裏一直成為達賴流亡集團的大本營。1960年9月，流亡集團在達蘭薩拉召開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公布了“憲法”，宣告成立“崗欽吉雄”即“大雪國政府”，也就是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時宣布達賴喇嘛為“國家首腦”。這次大會標誌著“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流亡政府”成立30多年來，在達賴喇嘛的精神支持和實際主持下，頒布了所謂“憲法”，選舉了所謂的“人民會議”和“內閣”，並在國外成立了以達賴喇嘛名義的駐外辦事處。它企圖借達賴喇嘛的影響，在流亡藏人中甚至在藏區鼓動起分裂的潮流，在國際上則利用財機與國際反華努力勾結，鬧起“藏獨”宣傳，謀求國際的同情與支持。在六七十年代，“流亡集團”的國際努力沒有多少成功可言。但是，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西藏流亡集團又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了以達賴喇嘛出訪為中心活動的國際努力。在這一係列的國際活動中，達賴喇嘛打著宗教的旗幟，以美國、西歐為重點出訪對象國，以歐美國家議會以及那些反華議員為活動主要對象，以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為主要論題，以中國政府為主要攻擊目標，迎合西方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心理，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了惡毒攻擊，對社會主義的新西藏予以全麵否認，企圖謀取國際輿論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國際社會對他重返西藏的關心。
二、達賴喇嘛的“人權外交”
在國際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後，幾十年來，達蘭薩拉流亡集團為了取得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的同情或支持，以達賴喇嘛為中心，展開了不少的外交活動。雖然在這些訪問中，他受到許多高級官員，甚至國家首腦的接見，但是大多數國家都非常謹慎地對待達賴喇嘛。與六七十年代相比，達賴喇嘛的國際活動明顯地存在著一些新特點。他加強了國際攻勢，確立美國和歐洲為重要訪問對象；提出了一係列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方案；迎合西方社會，確立西藏人權問題為重要論題；達賴的國際努力獲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
1.達賴訪美及其“五點和平建議”。1987年9月10日至28日，達賴以宗教活動為由，出訪美國。達賴對解決所謂“西藏問題”提出了“五點和平建議”：
（1）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我建議把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姆薩（和平）區。……西藏曆來是亞洲大陸大國之間的緩衝國。要建立西藏和平區，中國就得把其軍隊和軍事設施從這個國家撤走。……從曆史上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從來沒有緊張過，隻是在中國軍隊開進西藏，第一次要劃定共同邊界之後，這兩個大國的關係才緊張起來，以致導致了1962年的戰爭。如果……用一個友好、遼闊的緩衝區把他們隔離開來，將會大大有利於促進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數一數二的國家恢複友好關係。
（2）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因為這威脅著西藏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