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建議提出的西藏作為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聯盟關係（Assosktion）的政治主張是不可取的。這個政治主張是整個建議的核心。也就是達賴喇嘛常常講的用“一國兩製”的香港模式來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有權決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關的所有事務，“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但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麵的外交辦事處”。這種主張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史上的宗主權或保護權。按照這種曆史傳統，被保護國的外交與國防為保護國或宗主國負責，其內政則自主獨立，盡管如此，被保護國仍然是國際法的主體，享有主權或半主權。由此看，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企圖將中國內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變成類似於曆史上的所謂的保護權或宗主權關係，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
第三，建議提出通過非軍事化和中立化將西藏變成和平區和大國之間的緩衝國的主張，是故意混淆中印關係中的問題，是涉及到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如果將中國的西藏拿出來與印度去建立和平區或中立區，其結果隻能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這正是曆史上英印殖民主義者侵略西藏的目標之一。
第四，達賴在建議提出前還提出將中國國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亞細亞共和國聯盟”或“亞細亞合眾國”，以適應中藏雙方的“地位平等”。
這一主張也同樣是不可取的。達賴說“中間道路意味著不是完全獨立，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在一個共和國裏我們有自己的地盤，是那裏的主人，中國幫助我們”。達賴在提出這一主張時，把中國與蘇聯作了比較，希望未來的中國象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擁有主權一樣，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也同中國地位平等。由此看來，這種“合眾國”或“國家聯盟”的主張都是要分裂中國，就象現在的蘇聯瓦解而成為“獨聯體”一樣。
總而言之，“斯特拉斯堡建議”並不是什麼新的建議，它隻是在表麵上作了某些讓步，並沒有徹底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西藏分裂集團不得不看到，國際上雖然有某些反華勢力同情他們，但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公開支持其“西藏獨立”主張。因此轉變手法，提出一些新名詞，如“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國家聯盟”等，但其實質仍然是搞“西藏獨立”。
四、“藏獨”的特點分析
西藏流亡集團自1960年成立以來，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來，流亡藏人在十四達賴喇嘛的精神支柱下已基本上適應了國際環境。流亡集團結合西方現代政治製度及過去西藏政教合一體製，建立了類似君主立憲的“流亡政府”、頒布了類似美國總統製的所謂“憲法”，並維持至今。估計它在短期內是不會消失的。在達賴喇嘛的“人權衛士”與宗教領袖的感召下，西藏流亡當局高舉“人權”大旗，隱蔽其“藏獨”本質，鼓噪西藏問題。與“疆獨”活動的暴力恐怖性相比，“藏獨”在國際上暫時得到了較多的同情。綜觀西藏流亡集團四十多年的活動，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的活動，人們可以看出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西藏分裂集團高舉人權與宗教大旗，主要展開“柔性”攻勢。這與“疆獨”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動與宗教極端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人權是流亡集團經常使用的武器。四十多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通過歪曲事實，在國際社會傳播謠言，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謊言一千遍，似能成真理。外國新聞界及普通百姓不明真相，很容易對流亡藏人產生同情與支持起初作為難民的流亡藏人能夠生存下來，離不開國外大量的捐贈，現在，他們以一個人權受害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麵前也頗能迷惑不少人。
第二，達賴喇嘛的“宗教領袖”與精神領袖地位，是國際上西藏問題甚囂塵上的根本原因。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的旗手。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與宗教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是一個精神象征，是維係流亡藏人的力量。但是他卻被分裂集團用作進行分裂活動的旗幟與旗手，所以對流亡藏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與號召力，與此同時，達賴在國際上，仿效印度的聖雄甘地，鼓吹非暴力主義，也是有很強的吸引力的。作為西藏流亡集團的首腦，達賴正是以上述二種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為流亡集團贏得同情和支持。1989年達賴獲諾貝爾和平獎，更加抬高他的國際形象與影響力。
第三，達賴集團靈活的外交策略和巧於心計的公關攻勢，是西藏問題在國際上“長盛不衰”的基本原因。新疆“東突”分子在國際上的活動總是表現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或暴力恐怖主義，這與西方的主流價值基督教形成了嚴重的“文明的衝突”。而達賴喇嘛則鼓吹“宗教之間的對話”或“人權對話”或“環保主義”，這在西方很有市場，特別是在“9·11”後。自美蘇緩和以來，國際形勢趨緩，各過因此更關注保妒環境宗教和人權問題。西藏分裂分了便適應這種國際性呼聲，四處鼓吹“西藏人權問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易位後；西方高呼這是什麼“民主、自由、自決的勝利”。達賴喇嘛也將他的觸角伸到東歐，鼓吹從東歐變革中看到“西藏自決擺脫中過”的希望，海灣戰爭爆發後，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依據聯合國決議派兵海灣戰場，解放科威特，達賴又將西藏比作科威特。說“布什總統和梅傑首相對在科威特侵犯人權和實施暴行表示深惡痛絕，我對這種態度表示歡迎”，但對他們拒絕支持西藏的自決要求，表示失望。達賴集團巧於心計，混淆視聽的公關術在西方國會得到了靈活的表演，在西方贏得不少同情。在下麵有更深入的分析。
第四，在西藏問題上，流亡集團與國際反華勢力呈勾結之勢。除了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外，西藏分裂分子還與新疆分裂勢力“東突”和內蒙古的分裂勢力勾結，鼓吹西藏、新疆和內蒙古脫離中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流亡集團已在美英等國議會建立了為他們說的“西藏利益集團”，如前麵提到的“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現代西方國家的院外集團非常活躍，成為影響國會決策的重要力量。流亡集團在這方麵的工作正是我們中國所忽視的。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有幾位地位顯赫的反華議員成為達賴喇嘛的“老朋友”，如佩爾，赫爾姆斯、蘭多斯，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主張對華強硬的鷹派人物。他們在美國過會通過幹涉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決議時起了重要要作用，成為達賴喇嘛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