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美關係改善後，美國政府不得不停止對西藏集團分裂活動的武裝協助。到1974年，支調中央情報局對流亡藏人的秘密武裝訓練、空投武器、提供電台等活動全部停止。直到1986年的十多年間，西藏問題在美中關係中不占一席之地。自1987年開始，美國對達賴集團予以新的支持。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開始受到所謂西藏人權問題的影響。由於國際形勢的巨變，美國的國會、政府及社會輿論在其對華關係中時常提出西藏人權問題。西藏人權問題與台灣問題和中美貿易問題，成為美國對華展開人權外交的三個相互利用的棋子。
一、美國國會與西藏人權問題決議
作為典型的“三權分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具有不同的色彩。美國政府和議會在對待西藏人權問題時就有所不同。在政治及戰略關係和人權問題的選擇中，國會選擇的是人權問題，而政府則更注重前者。政府作為國家對外關係的主體要考慮到國家利益以及固際事務中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政府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反應往往較為謹慎，擔心美國在這個問題上施加過大的壓力可能會破壞中美在更為重要的問題上的合作關係，美國不願意為它同北京的關係注入刺激的因素。因此美國政府竭力向中因強調，盡管它支持維護人權，但它並不支持達賴的任何政治活動。而美國國會在西藏問題上，常常是挑戰中國，幹涉我國內政的急先鋒。雖然美國會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有分歧，但這隻是表麵的，他們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上是一致的，其區別不是采取什麼樣的立場，而足表達立場的方式不同而已。
美國國會不但支持達賴，而且多次通過議案向中國政府和美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1987年6月18日，美眾院通過一個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此案是西方議會在80年代利用“西藏問題”搞的第一個反華決議。其影響與後果十分嚴重。因此有必要將其主要內容摘要出來，並進行剖析，眾議院的西藏人權問題修正案分二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對所謂“西藏問題”的“調査結果”，誣蔑我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第二部分針對西藏的“政策聲明”，闡明了國會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在“調查結果”部分，國會決議案誣蔑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它攻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訴諸武力將其統治強加給西藏，並通過在西藏大量駐紮占領軍，繼續實行其統治”：胡說“1949年以來，有100多萬藏民直接死於政治動亂、監禁與大規模饑荒”，“在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有600多所寺廟被搗毀”，“藏民的生活、衛生和生活服務水平都大大低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整體水平”；還胡說，中國政府推行“鼓勵大量漢人進藏的政策”；在西藏存在著“逮捕與處決宗教犯的事情”。
在“政策聲明”中，國會明顯表露出來對西藏流亡集團的支持和對中國政府的施加壓力。它表示要援助西藏難民，要求國務院在1988—1989財政年度的難民援助計劃中“撥出必要的款項”幫助流亡藏人；美國新聞署應當為流亡藏人在美國學習提供獎學金。同時國會則呼籲“美國應當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談判，並要求美國總統和美國官員更加關注西藏問題，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與“思想犯”。
眾議院6月18日通過的此案，在當年12月15日再次交由兩院正式討論並通過。這一修正案附在“國務院授權法”後麵，於12月22日由裏根總統簽署生效。國會之所以采取這個辦法，是因為美國政府1989年以前在西藏問題上與國會的策略是有所不同的。美周政府一直認為“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即使在1987年9-10間的拉薩騷亂中，國務院仍然以美中關係大局為重，認為“中國對西藏的政策出現明顯積極的趨向”，並對國會搞西藏問題修正案提出了批評。基於這種原因，國會將西藏問題修正案附於“國務院授權法”後麵，使得總統難以行使否決權。
12月15日和16日參眾兩院分別正式通過的“修正案”，比6月18日眾議院的那個“修正案”更為露骨地幹涉我國內政。該案由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和赫爾姆斯提出。它除了重複6月眾皖提案的老調外，還增加了幾點新內容：歪曲報道9-10月拉薩騷亂事件，表示支持達賴分裂中國的“五點建議”；它還散布西藏是“國家”的謬論，胡說“西藏這麼一個千餘年來一直信奉非暴力和互相共存原則的國家（Nation）已被中國人軍事化了”；它還明確表示要利用西藏問題幹涉中國內政，要把西藏問題“作為美國處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要把“西藏的人權問題”同美國向中國的高技術出口與武器出售聯係起來。該案還具有明顯地挑起中國民族糾紛與分裂中國的趨勢。它不僅向總統施壓，說“總統應該會見達賴喇嘛閣下，以表示美國支持他為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特別是他為尋求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所作的努力”，而且要求國務院“對中國境內的其他非漢族民族——如東土耳其斯坦（新疆）的維吾爾人、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和滿洲的滿族人等——的權利表明態度並提請人們關注”。
美國國會在西藏問題上的反華行徑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佩爾、赫爾姆斯等國會議員在70年代都是極力主張改善中美關係、聯華抗蘇的美國人。而當中美聯合抗蘇的戰略因素下降時，這夥人又重新審視美中關係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企圖將從前利用人權問題向蘇聯施壓的伎倆轉移到對付社會主義中國方麵。西藏問題成為美國國會利用人權問題進行反華活動的一個棋子。每當必要時，就拿出來耍弄一番，對中國施壓，幹涉中國內政。
二、美國總統與西藏人權問題
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強化了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布什總統也一改以前溫和謹慎的對華政策而變得越來越強硬。1990年5月16日，布什總統在向國會闡述對中國實行經濟製裁措施時明確描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五項目標，其中第一個目標就是“促進對人權的尊重”。達賴喇嘛也極其重視對白宮的外交攻勢。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以前，達賴喇嘛從來沒有奢望受到美國總統的接見。但是，“北京政治風波”使達賴喇嘛在美國對華製衡外交中的地位頓時身價百倍。在美國的壓力下，1989年諾貝爾委員會將該年度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1991年2月，美國國務院的國別人權報告書對西藏人權問題大加關注。而美國總統布什接見達賴喇嘛，更在西方政府首腦中首開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