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實現國家利益的因素日益國際化、多元化，即民族國家的主權管轄的範疇相對式微。特別是在國家間的經貿摩擦、區域性環境保護與打擊國際犯罪與國際恐怖主義、甚至國際衛生組織預防SARS、國際網路防範病毒的全球擴散等方麵，單獨的國家力量及其隻在國家疆域內部發揮作用的權力範圍，難以處理這些跨國性的複雜問題。這都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需要各國以及國際組織綜合運用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資源在超越國家與民族的更大範圍裏實現共同的利益。全球化因此呼喚著民族國家擁有“全球觀”，“國際觀”，要追求全人類的共同利益。而在國際合作中，互相妥協是必要的。這需要各成員國讓渡部分主權給予國際組織，並透過國際組織達到國家間的主權分享。
第三，與全球化相對應，國際關係中的民族問題出現了許多新現象：民族宗教問題的抬頭，西方國家所謂“人道主義幹涉”增多，更多弱小民族國家得以誕生。而在冷戰後誕生的20餘個小國家絕大多數是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境內的邊疆少數民族，從前都屬國內的民族範疇。
第四，全球化時代呼喚著主權讓渡，資源共享，合作開發。民族國家主動縮減管轄範圍，讓渡部分主權，成立跨國性的政治經濟組織，其典型非歐盟一體化莫屬。50年代以來，西歐經濟共同體從煤鋼聯營開始，經過40年的努力，已經實現了共同市場、共同貨幣。歐盟在政治上作出跨國決策，可以直接轉變成為其成員國的決策。以法德為軸心的歐洲共同防務體係正在逐步形成。歐洲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範例，正在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和其他區域性跨國組織學習的榜樣。而在具體的邊疆問題上，如在海疆的開發與合作上，國際海洋法的國家實踐中出現了讓渡主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新模式與新案例。我國領導人鄧小平20多年前就提出了類似的構想，但是，在我國150多萬平方公甩的爭議海域中，周邊國家還沒有一個同意此一構想的先例。
起源於400年前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第一次全球化，中國人沒有趕上。而起源於200年前的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後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以歐美國家的殖民化運動為特征，中國被迫卷人其中，中國人的華夷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東方泱泱大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國家。拯救民族危機的救亡圖存，成為所有中華兒女的曆史使命。與前二次全球化浪潮相比，當前的全球化的挑戰更多地表現為軟性的製度與文明的層麵。在世界經濟一體化中，我國已經加入了WTO，成功渡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成為了“世界的工場”。然而，我們同樣麵臨著考驗。如何處理好我國的民族宗教問題，就是最關鍵的考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