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中，有一個相當鮮明的特色，即盡管封建製度是一個典型的專製獨裁製度、人治社會，帝王們朕即天下、予取予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所以曆來有伴君如伴虎之說；臣吏們必須絕對服從帝王的意誌，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因言獲罪，輕則砍掉腦袋，重則滅族甚至株連九族。然而實際上，幾乎曆朝曆代我們都可以看到，總有一些識高膽壯、抗直有聲的士子官吏秉承儒家理想，出於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政治抱負，敢於（當然很多時候是非常技巧而藝術地）挑戰帝王的權威，犯言直諫甚至逆批龍鱗，正所謂“文死諫，武死戰”。其中許多人真的為此付出了個人及家族生命的代價，卻也有許多人終得安然，乃至建功於當時、名耀於青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當推名垂千古、幾乎家喻戶曉的魏征。然則細一思量便不難看出，魏征的成名固然與其性格和膽略有關，更與他遇上了一個相對明智而有識的君主（及難得的賢後長孫皇後）有關。盡管唐太宗也曾恨得牙根癢癢地發誓“早晚要殺了這田舍翁”，終究還是賞識和容忍了魏征。反之，那些個掉腦袋的諫官們，幾乎無一不是遇到了昏庸、剛愎甚至暴戾之主及其黑暗的曆史時期，卻仍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他們的風骨更令我起敬，但他們的悲慘下場也就再自然不過了。遺憾的是，這類悲劇人物在曆史上遠遠多於魏征或張釋之、袁盎們。這是由封建製度的本質所決定了的，且不論它。但說到張釋之、袁盎，不妨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故事。雖然他們在曆史上的地位及知名度遠遜於魏征，其事跡卻也是可圈可點、啟人教益的——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亦是因為遇到了“文景之治”這難得的曆史機遇，和漢文帝這樣一位少有的仁厚開明之主。
張釋之，字季，生卒年不詳。中國西漢法律家。漢文帝元年（前179年），他以貲選為騎郎，曆任謁者仆射、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文帝三年升任廷尉，成為協助皇帝處理司法事務的最高審判官。他認為廷尉是“天下之平”，如果執法不公，天下都會有法不依而輕重失當。他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仍能執意守法，維護法律的嚴肅性。他認為“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如果皇帝以個人意誌隨意修改或廢止法律，“是法不信於民也”。他的言行在皇帝專製、言出法隨的封建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時人稱讚“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張釋之對“文景之治”的實現，是有重要貢獻的。
當張釋之還在任騎郎時，就敢於在皇帝麵前發表不同意見。有一天，他隨文帝出遊上林苑。經過虎圈時，文帝看見裏麵有各種禽獸一大群，就召問上林尉，禽獸共有多少。上林尉卻支支吾吾，答不出個所以然來。所幸監守虎圈的嗇夫能從容應答，一一詳陳，文帝大為滿意，當即對張釋之說，要拜嗇夫為上林令。可是張釋之卻沉默著半晌不出聲。文帝又重申自己的命令，張釋之才緩緩回答：“陛下不妨想想絳侯周勃和東陽侯張相如人品如何？”文帝說：“都是忠厚長者。”張釋之說：“陛下既知兩人為長者，奈何還要任用嗇夫？周勃和張相如平時論事都不多語，豈似嗇夫快口利言，喋喋不休；試想秦始皇，專好任用刀筆吏，但務苛察，後來便相沿成俗，滿朝競尚舌辯而不得聞過，終臻土崩。現在陛下但以嗇夫能言便欲提拔他。臣恐怕將來天下也免不了會浮誇頹蘼下去呢！”文帝聽了此言，覺得也有道理。於是便放棄了超拔嗇夫的想法。同時，卻將張釋之提拔為宮車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