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來，楊芳在鴉片戰爭中仍用此法寶也不為怪了。而且不止是清軍，他們的敵人太平軍，也在戰事中運用過此等妙法（可見中國文化某些方麵的巨大影響力）。如魯迅在《阿長與山海經》中回憶了小時家中女傭阿長的故事，阿長就對他說過，鬧長毛時，“我們也要被擄去。城外有兵來攻的時候，長毛就叫我們脫下褲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牆上，說那樣外麵的大炮就放不出來……”
迷信禍患最烈的，自然要屬清末的義和團事件。到頭來，不僅自身一敗塗地，還引來八國聯軍之侵略，火燒圓明園，占領北京並最終重創滿清統治之根基。
本來，義和團反抗外侮、扶清滅洋，有著正義的性質。但因其存在著根本的迷信思想，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就是個注定要失敗的禍事。由於構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隻能以落後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從根本上就是虛妄不經的。當時的義和團普遍看不懂世界大勢，而認為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是“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記》）。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幹，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起到過推動作用。同時，也把外侮之因看偏了，並且還將抵禦外侮的希望寄托在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如《閉火分砂咒》：“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拳變餘聞》）。用“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的形式吸引群眾，因而義和團運動中始終大量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和維持紀律的工具，據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複活者，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財，曾搶藏人物，故致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輒搶”（《亂中日記殘稿》），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八國聯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聯軍禦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拳亂紀聞》）。
當然，迷信思想並不能在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其失敗也是必不可免的。在義和團運動後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故隻能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了。大批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突然衰落；如天津六月八日之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
悲夫！秘密武器，竟都是此等貨色，在曆史的巨輪之前，搖搖天朝，焉能不墜？所幸今日之中國，早已步出愚昧的泥沼，科學思維，日益昌明，國之命脈，蒸蒸日上，一個嶄新的世紀強國，正崛起於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