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看過愛知縣的莫言饅頭，和點心鋪老板吃過飯。愛知縣有個稱念寺，住持和尚伊勢德，是個文學愛好者。日本和尚和中國和尚不一樣，可以結婚不需要剃度。穿上法衣就是和尚，換上西裝革履就是平常人。和尚對我的小說很有研究，而且是個很好的文學活動組織者，他把我的書分發給周圍的信眾看。點心鋪老板夫妻就是他的信眾。是他建議點心鋪老板做一種莫言饅頭，高粱米的顏色，裏麵是糖、奶油，饅頭還不錯，我吃過，可以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在那邊。和尚還做了酒，紅蘿卜酒，紅高粱酒。
日本文學對中國影響很大，比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等，我看過很多，也很喜歡。大江先生是非常有擔當、正直的知識分子。一邊寫作一邊參加政治事務，對日本軍國主義一直強烈地反對，他最可貴的是有博大的胸懷。大江先生在獲得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在頒獎典禮上提到了我。後來到中國的數次演講中也提到我，他一直說我應該獲得諾貝爾獎。最近十幾年，他是不是每年向諾貝爾獎推薦，我不知道。但以他的影響，一直在說我，這是客觀事實。
村上春樹是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作家，在全世界讀者很多，被翻譯作品的數量非常大，而且贏得很多年輕讀者的喜愛，很不容易，我非常尊重他。他雖然比我大，但心態比我年輕，英文很好，西方交流比較廣泛，具有更多現代生活氣質。他寫日本曆史方麵比較少，關注現代生活，年輕人的生活，這一點我是無法相比的。我也是他的讀者，比如《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等，他的作品我寫不出來。
做歌德，還是貝多芬
問：你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歌德和貝多芬在路上並肩行走。突然，對麵來了國王和大批貴族。貝多芬昂首挺胸，從貴族中挺身而過。歌德退到路邊，畢恭畢敬地脫帽行禮。你說年輕的時候也認為貝多芬了不起，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意識到，像貝多芬那樣做也許並不困難，但像歌德那樣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氣。
答：大家應該領會我的潛台詞。貝多芬的這個故事流傳甚廣，但是否真實誰也不知道。當年的音樂家要依附愛好音樂的貴婦、國王或者有權勢的人，他們需要被供養，否則就餓死了。貝多芬見到國王揚長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脫帽致敬，被認為沒有骨氣。當年我也覺得歌德軟弱可鄙，而貝多芬可欽可敬。就像據說是貝多芬自己說的“貝多芬隻有一個，國王有許多個”。我年輕的時候，讀到這句話覺得揚眉吐氣。科長，局長，成千上萬，而我隻有一個。我在軍隊工作時，有一晚上在辦公室看書，一位老領導推門進來，說：“噢，沒有人。”我立即回應道：“難道我不是人嗎？！”這位老領導被我頂得尷尬而退。當時我還暗自得意，以為自己很“貝多芬”，但多年之後，我卻感到十分內疚。
隨著年齡增長，對這個問題就有新的理解：當麵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這樣做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但他的教養，讓他跟大多數百姓一樣，站在路邊脫帽致敬。因為國王的儀仗隊不僅代表權勢，也代表很多複雜的東西。比如禮儀，比如國家的尊嚴，和許多象征性的東西。英國王子結婚，戴安娜葬禮，萬人空巷，那麼多人看，你能說路邊的觀眾全都是卑劣、沒有骨氣嗎？你往女皇的馬車上扔兩個臭雞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氣嗎？所以當挑戰、蔑視、辱罵權貴沒有風險而且會贏得喝彩的時候，這樣做其實是說明不了什麼的。而跟大多數老百姓一樣，尊重世俗禮儀，是正常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當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貝多芬的行為，就感到可笑。
問：你的名字和你小時候父母對你的教誨有關，他們叫你不要在外麵說話。你吃過“亂說話”的虧嗎？什麼時候開始“不亂說話”了？
答：確實吃過虧，那是“文革”時期，人人自危。我現在還是亂說話——按照某些人的邏輯，我經常亂說話，有時候得罪了這一方麵，有時候得罪了那一方麵。要兩方麵都不得罪，那隻能閉嘴。其實，我一直用文學在表達我內心的話，我習慣把我要說的話寫到小說裏。
（原山東濰坊市文聯副主席韓鍾亮先生對本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