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綜述
在諾貝爾獎公布前，莫言回到了山東高密。離開北京前，為躲避媒體的采訪，他把北京的手機留在了女兒處，和妻子帶著外孫女回了高密老家。和去年茅盾文學獎頒發時一樣，為避開媒體的采訪，莫言讓女兒關掉了北京手機，新辦了一個高密的手機號。
10月11日晚上，莫言和妻子帶著外孫女，在樓下的哥哥管謨賢家剛剛吃完飯。妻子和嫂子收拾完碗筷，正準備切一盤蘿卜條當飯後水果吃。他和哥哥坐在沙發上，逗外孫女玩。18點40分，莫言的手機響了，打電話的是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恩格隆德，告訴莫言，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聽到自己得獎的消息，莫言驚喜又惶恐。他的心情還未平靜，瑞典文學院懂漢語的女鋼琴師又打來了電話，按照慣例對莫言進行了一個 7分鍾的采訪。
從這一刻起，莫言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電話不斷，房門不斷被人敲響，樓下門鈴也叫個不停。這個晚上，高密來了200多位記者。濰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竇吉進對記者說，此前高密這個縣級市從未來過這麼多記者。8點鍾的時候，高密一中內的莫言文學館前和夏莊鎮河崖平安莊莫言的老宅小院裏，蜂擁而至的記者圍住了文學館館長毛維傑，莫言父親和莫言的二哥、姐姐，所有的問題隻有一個：莫言到底在哪裏？
在濰坊、高密宣傳部官員的勸說下，莫言同意在他家附近的風都國際飯店開一個簡短的新聞發布會。整場發布會隻進行了15分鍾，就匆匆結束了，原因是莫言的“低調”。新聞發布會結束後，莫言接受了當地媒體的小規模群訪。
白岩鬆在上鏡前，還沒有找到莫言。在《新聞1+1》進行到一半時，他手下的編導，聯係到了正在采訪現場的濰坊電視台。於是，在節目的後半部分，白岩鬆對莫言進行了10分鍾的現場連線采訪。
回到家，莫言仍然不能休息，一個接一個的電話，當地找上門的親友，還有海內外的朋友的電話，持續到淩晨3點。連92歲的父親到淩晨兩點，也坐在炕上忙著接一個又一個的電話采訪。
這一晚，高密的廣告公司也在加班，接到了當地政府的訂單，他們連夜趕製出大批鮮豔的紅色綢布橫幅廣告。第二天，這些喜氣洋洋的橫幅掛在了高密的政府機關大院，記者集中居住的酒店，通往莫言鄉下老宅的路口。
諾貝爾文學獎
剛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吃飯。我也很吃驚，全世界有很多優秀的偉大的作家，都在排著隊等候，我們中國，也有許多非常優秀的作家，他們也都具備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我想這麼一個大獎落在我這麼一個相對年輕的作家身上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剛接到這個消息感到很驚訝。
我獲獎最主要的是因為我作品的文學素質。因為這是一個文學獎，他授給我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於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和種族的、族群的局限。
諾貝爾文學獎它好像也不是授給作家的一本書的，應該是根據作家全部的創作。評委們可能是剛讀完《生死疲勞》，這部作品剛剛被翻譯成瑞典文，作品帶有某些魔幻色彩，但這個魔幻跟中國的民間故事密切相關，也與現實密切相關。我覺得這個評價也是對的，也不是和我的創作沒有關係，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創作的一個特質。如果說把我的幾百萬字作品進行全麵概括，這麼簡短的兩句話是遠遠不夠的。
最近這半個多月來，圍繞諾貝爾文學獎這件事已經吵來吵去，我覺得已經挺麻木的了，所以得獎和不得獎無所謂。有人問過我諾貝爾獎金這個問題，我說準備在北京買一套房子，大房子。記者也就說，你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1平米，750萬，買120平米可以。
獲獎以後，有很多的記者來高密了，他們待了好幾天了，後來高密市文化局的朋友過來說，很多記者在那裏等著，然後我就從家裏過去開了個簡單的新聞發布會，聊了兩句，先對記者們忠於他們職業精神，表示敬佩和感謝。
我下麵一段時間裏很忙，要應對一些采訪，可能一些社會活動比較多，但是我想這一切很快會過去。關鍵是一種心態，你自己不要把這個獎當做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它就是一個獎狀，你得了這個獎，也並不意味著你是中國最好的作家。
我心裏也很清楚，中國作家寫的好的作家成群結隊，能夠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也有很多，我是很幸運地得這個獎，但自己頭腦要清楚，絕對不要輕飄飄的，要站穩腳跟，作家最重要的還是作品，而不是獎項。作家能夠讓他站穩腳跟的，還是他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對於土地的熱愛，最重要的還是一種腳踏實地勤勤懇懇的忠誠學風，我想盡快從這個狀態下擺脫出來，趕快寫作。
一個作家的寫作應該立足於文學，立足於寫人，作家是生活在社會生活當中的，他描述的社會生活也是包含了政治、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所以一個關心社會的作家，一個關心民眾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寫自然會帶有批判性。我覺得文學作品批判是一個重要的功能，但是真善美也要歌頌，一個作家在選取內在題材的時候必有一種內在的東西激發了他的強烈共鳴，然後才可能產生靈感，然後才會運筆如飛，然後才能寫出既讓作家自己感動又讓讀者感動的作品。
翻 譯
我的翻譯作品大概有十七八種文字，主要的語種應該都有了。從1978年到現在改革開放30周年，回想起1978年的時候有那麼多的禁區，創作有那麼多的困難，再想想今天百花齊放的狀態也是感慨萬分。
當我拿起筆開始寫作的時候，我首先感覺到我有很多的話要說，說出這些話我想通過文學的方式是最有力量的，也是一種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開始寫作了。當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過寫作來證明我自己，通過寫作改變我個人的命運。
為什麼現在中國的文學能夠逐漸引起國際的關注？那就不僅僅是我，很多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譯成其他的外文。第一點我想說明中國文學30年來確實取得了巨大的變化，跟我們30年前的文學，那種比較偏向的立場相比，現在我們的文學關注更加廣泛，關注人類，是站在人的高度上，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進行寫作。所以我們作品裏麵表現出一種普世的價值，也就是我們中國人小說裏麵所表達的情感，是可以被其他的外國的讀者所理解的，我想這就是我們的作品能夠被翻譯出來最根本的基礎。
對於我個人為什麼在中國當代作家裏麵翻譯的比較多，比較早呢？我想和電影肯定有一定的關係。外國人看電影，讀小說方便，電影速度有聲音，有畫麵的。我能夠作為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領頭羊，應該是跟電影《紅高粱》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紅高粱》是1985年年底寫作的，1986年在人民文學發表，1987年張藝謀帶領班子到我的故鄉山東高密開始拍攝這個電影，1988年柏林電影節上獲得了金熊獎。這部電影應該是新中國裏程碑式的一部電影，這個裏程碑式的作品現在回過頭來看，當然也有很多可以令人不滿的地方。
當時的意義非凡，也就是說我們的電影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表現了這樣的人物，引起了西方觀眾強烈的興趣。同時也讓我們國內的觀眾產生了巨大的興趣。首先我講一下這個小說，這個小說在沒有改編電影之前，不客氣講應該在文壇上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紅高粱》這個小說是描寫抗日戰爭時期的一件事情，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但是我寫的抗日戰爭，跟我們過去描寫抗日戰爭的小說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抗日的主體是一群土匪，我們過去都是寫八路軍、新四軍抗戰，哪有寫土匪抗爭的呢。而且描寫高粱地裏麵我爺爺，我奶奶，當然這個加引號，跟我真正的爺爺奶奶沒有關係，這個小說裏麵的人物，他們在當時年代裏麵表現出那種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做敢想，我想在20世紀80年代讓中國老百姓看了以後，會讓他們心靈感覺到一種震撼。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中國人在一種集體化的環境裏麵生活，每個人的個性在不同程度受到了壓抑，突然冒出來這麼一部電影來，宣揚了這麼一種精神，所以讓大家感覺心裏話通過這個渠道宣泄出來了。當時中國經常可以聽到“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有這種粗獷，豪放、草根的不加任何修飾的，完全來自於民間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恰好符合了當時老百姓的心態。我覺得這部電影和這個小說引起轟動的原因，就是他歪打正著地與當時的社會，當時老百姓心態合拍了。
因為我們過去幾十年社會生活不太正常，每個人的發展還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電影裏表現出來的卻是人生自由，今天你在農村裏麵幹一件事情都要請假的，而小說裏麵和電影裏麵表現的人物那樣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在封建社會裏麵你嫁一個男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小說裏麵我爺爺奶奶，他們那樣自己作主的事情肯定是離經叛道，甚至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這個小說，這個電影表現了這麼一群人物，表現了這麼一些故事，確實有一種振聾發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