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 評
關於我跟諾貝爾獎的爭端，網上的爭論大概持續了有20多天了，甚至更長的時間。我沒有刻意地去，偶爾上網會看到各種各樣的意見。有的是挺我的，有的是批評我，批評我的意見剛才法新社的記者提問了，我抄了延安講話，我還怎麼樣過。有一些玩笑謾罵是說這個說那個，給人身進行攻擊了，這個我就忽略不計了。
我就覺得有一些對我進行藝術上的批評，就是我的語言泥沙俱下，我小說的利益不高，我小說存在著很多地方的重複性等等。我覺得從藝術上對我進行批評當然是對我的幫助，會讓我今後的創作提高勇氣避免這種錯誤，避免這種理由存在的缺陷。挺我的我覺得他是站在一個文學的立場上，對我愛護，希望我能夠獲得這個獎項。
我剛才說的是見到人心，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在上麵發表各種各樣的言論，這不就是言以心生，自己見到了人心，見到了自我。我過去不知道有這麼多人喜歡我，也不知道有這麼多人討厭我，甚至仇恨我。
因為在過去的時代裏，一個作家也沒有這樣的機會，隻有在互聯網時代、微博時代的作家獲得了這樣的機會。有了這麼一個平台，我才知道原來這麼多人喜歡我，喜歡我的作品，我也知道有這麼多人對我咬牙切齒，也有這麼多人對我的作品有這麼中肯的、這麼尖銳的但是很合理的批評意見，所以通過這個我認識了我自己。
我的家鄉實際上是種文學地理，小說裏的高密東北鄉和真實的高密東北鄉肯定有很大的差別，或者說小說裏的高密東北鄉是個開放的東北鄉，誇張點說我一直想把她寫成中國社會的縮影。因此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甚至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都有可能被我當做素材拿到高密東北鄉這個文學地理上來。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故鄉，不管作家還是記者，還是其他的工作。每個人的故鄉都對自己的成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我想我的故鄉跟我的文學密切相關，你們也都知道我們高密有三祥四寶，泥塑、剪紙、年畫……這些民間藝術、民間文化伴隨我成長，我從小耳濡目染的也是這些文化元素，所以當我拿起筆進行文學創作的時候，這些民間元素不可避免地進入我的小說，也影響了甚至決定了我作品的藝術風格。
作品版權
北京經典博維也不能說是獨家代理，我最早跟上海文藝出版社有合同，但合同還沒有到期。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是單行本的合同，我跟博維是文集的合同，是兩個不同的合同。但博維不是我的經紀人、代理商，我跟他簽了一個協議，比如一些網絡的版權問題，影視的版權問題，可以讓他們來處理，因為他們有一個比較健全的法務部。
我不希望引起什麼“莫言熱”，如果不幸引起的話，我希望這個熱盡快冷卻，讓大家感覺忘掉這些事情。會不會引起一種文學的熱情來，這個我很期待，我希望大家能夠把更多地時間用於閱讀作品，寫文學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讀者來讀書。閱讀文學作品、創作文學作品應該是人類文化生活當中的一個重要活動，希望大家積極體驗嚐試，必定會從中得到很大的樂趣。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作家們更加努力地創作，寫出無愧於讀者、值得讀者閱讀的小說或者詩歌來。我手上有好幾個作品在寫，連開了好幾個頭，有關於戰爭的，有關於家庭問題的，也有一些話劇，還有一部戲曲，有的寫了1/3，有的開了一個頭，有的準備了大量的素材，不知道先完成哪一個吧，但是肯定會盡快開始寫作。按照我原來那種既定的方向，腳踏實地，描寫人的生活，描寫人的情感，站在人的角度上寫作。
出 國
我離開這個國家幹嗎？我連高密都不想離開，我就想待在高密這個地方。因為這個地方生我養我，我熟悉這個地方，我這裏朋友很多，這裏的食物特別適合我，所以我不會離開這個地方。
我認為一個人他有各種各樣選擇的自由，選擇離開中國到國外去生活去寫作我覺得也很好，有個人選擇留在他的故土寫作這也很好，你不要認為誰出去了誰就不愛國了，誰沒有出去誰就是愛國，這都是非常片麵的認識。誰愛走就走，誰不願走也不要強迫人家走。
我們過去有句話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句話是孔夫子的教訓。那我覺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對的，那麼“己之所欲，強施於人”就對了嗎？你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好，比如你就覺得羊特別好，你逼著一個不吃羊肉的人吃羊肉對嗎？也不對。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的自由。他認為很好他就可以這樣幹。
普世價值現在已經說得很濫了，我理解的普世價值沒那麼複雜，真善美就是普世價值。我們中國人用對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親人那種感覺去對待外國友人，他們也會感覺很好，這就是普世的東西，我想在文學作品裏就是說你寫出了不僅僅打動你的同胞的作品而且你的作品被翻譯出去以後能打動外國讀者，這樣的作品就必然具有普世價值。
家 鄉
我一個月前就回高密了，每年這個時候都想回來，集中精力一段時間，寫點東西。這個季節也比較好，正是秋收的季節，到鄉下去跟我老父親跟我鄉親們，一塊生活一段時間，接接地氣，了解一下正激烈變化的鄉村生活，了解一下當下農民心理狀態。
我要感謝這片土地，感謝這邊的父老鄉親，我生於此長於此，我最早的作品都是以我在這個地方成長的經驗，親身經曆，甚至於好多小說裏麵的人物原型都是左鄰右舍。所以我想，如果沒有這塊土地，沒有這塊土地上我的鄉親們，也不可能有我這樣的作家。
我童年時期閱讀的作品，除了《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些古典文學之外，我還閱讀了《聊齋誌異》這樣古典的文言體小說，因為這樣的一些作品是和中國的民間生活密切相關的。尤其像《聊齋誌異》這樣的作品，它裏麵的很多故事在我的家鄉口口相傳，所以我從小就受到了這種民間文化和民間故事的影響。
家鄉是我的創作源頭，我的創作經過了很曲折的道路，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很痛苦，找不到東西要寫，我頭腦裏麵還是有很多陳舊的文學觀念，認為小說這裏應該表現英雄人物，小說就應該寫階級鬥爭，就是寫壞人就是壞的，一點優點沒有，好人就是好的，完美無缺。這就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合拍了，完全在虛構。
我1984年寫了一篇小說叫做《透明的紅蘿卜》，就描寫了一個夢境，我有一天早晨突然做了一個夢，夢到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然後在一片很廣泛的紅蘿卜地（北方那種巨大的紅蘿卜，我想在舊金山很可能見不到）中間有一個草棚子，出來一個姑娘，身穿紅衣，手拿一柄漁叉，插起一個紅蘿卜來，高舉著，對著太陽走過去，畫麵非常輝煌。我醒來以後覺得這個夢境如果把它寫成一篇小說會非常美。
就在這個夢境的基礎上，加上我童年時期一段親身的經曆（我曾經在一個橋梁地裏麵當過一個小鐵匠），就把自己的經曆跟夢境結合起來，寫了一篇帶著濃烈的童話思想的小說，就叫《透明的紅蘿卜》。
這部小說寫了以後引起文壇很大的振動，就是說小說既然可以這樣寫。這樣的故事，這樣的寫法當時是很有挑戰的，是跟過去的中國小說是不一樣的。一旦這樣的故事，這樣的寫法得到首肯以後，我就感覺到，好像一條被閘門堵塞很久的河水，突然打開閘門一樣，既然這樣好的話，類似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後麵緊接著有了《紅高粱》這一係列的作品。
寫了這麼多小說，究竟哪個作品最滿意，這也被記者問了好多遍，最狡猾的說法就像一個母親麵對著自己的孩子一樣，不願意說最喜歡哪一個，說喜歡老大，老二不高興，說喜歡老小，哥哥姐姐又不高興。所以我想我的主要作品還是都比較滿意的。
故鄉的美好和醜陋
我們每個人都熱愛自己的故鄉，但是這個故鄉實際上它並不是說隻有美麗的現象，也有很多醜陋的東西。像我這種從農村土生土長，在一個地方待了20年，沒有離開過的農村青年，對故鄉的情感是非常複雜的。因為故鄉很多醜陋的事件，很多光明麵、黑暗麵是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的，所以我對故鄉的這種情感是非常複雜的。
當時我們農村非常閉塞，當兵是更加不容易，因為當兵當時是農村青年改變自己命運，幾乎是唯一的一條出路，所以競爭都非常激烈。像我們這種出生於中農家庭的孩子要想當兵幾乎不可能，所以我是鑽了一個空子跑掉了。我到了部隊以後是和平兵，部隊首先解決了我的溫飽問題，在農村真的吃不飽，穿不暖的，沒有時間讀書，部隊有星期天，第一給我大量的時間讀大量書，給我自學提供了很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