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莫言小說瑞典語譯者陳安娜
朱曉佳 李乃清
2012年10月12日，諾貝爾文學獎開獎第二天，近千本《西門鬧和他的七世生活》（Ximen Nao och hans sju liv）在瑞典全部賣光。
同一天被搶空的，還有分別出版於1997年的《紅土地》（Det rda fltet）和2001年的《大蒜民謠》（Vitlksballaderna）。十幾年前，這兩本書的起印數也就是1000多本，但直到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宣布以前，都還沒賣完。
它們是陳安娜翻譯的3本莫言小說。在中國，它們的名字分別是《生死疲勞》、《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
《生死疲勞》直譯成瑞典語是一個很長的句子，而且索然無味。陳安娜最後不得不用書中的故事為它命名：主人公西門鬧經曆六道輪回，分別轉世成驢、牛、豬、狗、猴和大頭嬰兒藍千歲，用動物的眼睛看盡1950-2000年的50年鄉村史，這是所謂的“七世生活”。
陳安娜是瑞典人，她曾是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的學生。在過去的20多年裏，她翻譯過10多位中國作家的20多部作品。“陳”是隨夫姓——她的丈夫陳邁平，是比莫言更早時期的中國作家，1986年出國留學後定居瑞典。
菜市場、紅高粱和蒜薹
10多年前，安娜翻譯《紅高粱》的決定，是在菜市場做出的。
一天她出門買菜，遇到了鄰居羅得保。羅得保也是個漢學家，他曾經研究過魯迅，經營著一家名叫“鶴”的小出版社，專門出版中文書籍。安娜幫他翻譯過蘇童的兩篇小說，其中一篇是《妻妾成群》。
羅得保和她閑聊：最近看了什麼小說？
她向羅得保推薦了《紅高粱》。安娜那時候剛看完《紅高粱》，先是葛浩文的英文譯本，然後是原著。看小說之前，安娜看的是電影《紅高粱》，讀完小說，她才發現，電影“隻是故事的一部分”。
羅得保恰好也看了莫言，他推薦給她的是《天堂蒜薹之歌》——“蒜薹”在瑞典的菜場有賣，“高粱”這種東西瑞典人不種——這也是為什麼《紅高粱》翻譯成瑞典語時，變成了《紅土地》。
回到家，安娜開始翻譯這兩部用植物做書名的小說。
“他像一個老農民在給鄉下的孩子，或者其他的農民講故事。”安娜用“又漂亮又可怕”來形容這部小說。那些殘酷的故事：打仗、殺人、宰割動物，讓她感到有點惡心；但文字和畫麵又讓她覺得很美。
安娜對“死馬”的描寫記憶猶新：“墨水河裏，去年曾經泡脹漚爛了幾十具騾馬的屍體，它們就停泊在河邊的生滿雜草的淺水裏，肚子著了陽光，脹到極點，便迸然炸裂，華麗的腸子，像花朵一樣溢出來，一道道暗綠色的汁液，慢慢地流進墨水河裏。”
“馬死得很可怕，但莫言把它寫成很漂亮的東西。”安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因為在斯德哥爾摩國際圖書館有一份全職工作，安娜隻能在晚上和周末翻譯，所以工作進行得比較緩慢。
緩慢還有一個原因，她常常會遇到那些典型的中國北方農民用語——有些或許連中國的南方人都看不懂；還有一些令人窒息的中文長句，“一句話就是一整頁”。這時候她總得冥思苦想上好久。
然而最難的還不是句子，是那種“感情和氣氛”，安娜說：“莫言的特點不是語言難，而是太會講故事。”
安娜也記不清究竟翻譯了多久。多年後，《紅土地》出版，“鶴”出版社請莫言和王安憶到瑞典旅行——由瑞典作家協會買單。那是陳邁平和妻子第一次見到莫言。
他們在家裏吃飯，莫言提起陳邁平的舊作，陳邁平則發現莫言“喜歡吃餃子”——莫言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年輕時他之所以立誌要當個作家，就是為了能“一天吃三頓餃子”。
安娜對莫言的印象是，“很適合他的名字”。這個印象多年來沒有變過——2012年8月中國作協請安娜來北京參加翻譯大會。晚宴上，安娜看到莫言一直坐在那裏不怎麼說話，等到莫言起身發言的時候，那種老農民講故事的感覺又回來了：“他很幽默，很有意思。不說話的時候，他都一直想著呢。該說的時候，他就已經想好了。”
那次見麵之後，莫言一旦有新作，便會寄給陳邁平夫婦一本。2006年陳邁平讀到《生死疲勞》時，告訴安娜：“你可以放下別的，先譯這一本。”
如果按照日後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生死疲勞》應該是一本典型的“虛幻現實主義作品”。安娜斷斷續續譯了6年，因為“實在太厚了”。
那些“虛幻”的部分並沒有讓安娜感到困擾。她用中文向《南方周末》記者提到東方的“輪回”：“大部分瑞典讀者都聽說過‘輪回’是怎麼回事。文化差異雖然有，但他們可能根本感覺不到那種障礙。你知道，有時候你其實沒看明白，可你以為自己明白了。”
問題出在“現實”的細節上：那些生長在中國北方的花花草草，還有各式各樣的中國菜名——比如莫言最愛吃的餃子，這些詞語她隻能音譯，然後做出簡短的注釋。
安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也許那些神話裏和現實裏的東方元素，最後恰恰成了瑞典人最喜歡的地方：“莫言把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章回體的敘述方式、還有當地的毛腔‘歌劇’結合在一起，寫成一部當代小說。這讓他們覺得很有意思。”
小說翻譯出來是2012年，“鶴”出版社的主人早換了。那些羅得保喜歡的中國小說根本賣不出去。圖書館是他們為數不多的買家。但有時候圖書館處理舊書，也會毫不客氣地以一兩塊瑞典克朗的價格，把莫言的書處理掉。
羅得保欠了一大筆債，隻好一分錢不要把出版社轉給了別人。新老板也做外國文學，出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作品，但總擔心像羅得保一樣賠錢，拿著熱乎的譯稿遲遲不敢開印。情急之下，安娜答應他可以不要翻譯費，《西門鬧和他的七世生活》這才艱難印刷了1000本。
好在莫言不是在說教
出版社並非多慮。
陳邁平曾和一位漢學家一起翻譯過王安憶。出版社先預付了他1000美元稿費，說好這筆錢從每年的圖書銷售額裏扣回。現在已經過去10年了，1000美元還是沒能扣清——書賣得實在太少了。
“王安憶的語言風格就像工筆畫，很難翻譯。”陳邁平把莫言的書比作“水墨大寫意”：“大寫意可能很容易展現，西方人也更容易接受。他們有‘虛幻現實主義’這樣的參照物。可精雕細琢的花鳥工筆畫，他們還真不一定喜歡。”
陳邁平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是同事。這使得他有機會“參加過瑞典學院組織的研討會，穿過燕尾服出席諾貝爾獎晚宴，吃過一頓諾貝爾大菜”。
曾經有一段時間，陳邁平覺得餘華可能會是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人。那時候瑞典政府編了一套麵向高中生的“世界文庫”，收了100本書，其中就有餘華的《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