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 陽 衛 毅
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好的閱讀建議
南方周末（以下簡稱“問”）：2000年，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你邀請高行健到台北做駐市作家，2002年你邀請了莫言到台北駐市。也就是說，你邀請的台北駐市作家中兩位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當時你起意為一個城市邀請駐市作家，有什麼期望嗎？這個期望能實現嗎？
龍應台（以下簡稱“答”）：邀請高行健來駐市是在1999年，他得獎之前，因此台北是他得獎後第一個國外的訪問城市。莫言第一次來台灣就是我在2001年的邀請，當時一同來的還有李銳、王安憶。2002年再邀莫言單獨前來駐市，他整整停留了一個月。13年前，我們陸陸續續地邀請大陸作家到台灣來，有好幾層的意義。第一層是，讓兩岸的人民認識到對方的心靈，文學可能比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還要來得更深，所以持續地邀請大陸作家過來，同時也送台灣作家到大陸去，是一個雙向的交流；第二層思索是，1999年，大陸作家還不像現在這麼容易出來，我有意地創造一點外麵的空間給大陸的作家，期望外麵的生活或可給他們帶來不同的體驗、更多的靈感、更開闊的視野。他們認識了台灣，對台灣的情感也可能不一樣；第三層，他們在台灣跟我們的各類作家、年輕學生座談的過程裏，對於我們的年輕學生和創作者也會給予不同的衝擊。
問：有點好奇，文學在中國大陸處於某種窘境的狀態，那當時他們這些作家中，比如莫言，當時在台灣的粉絲多嗎？他會被圍觀嗎？跟高行健相比。
答：高行健的作品比較是看門道的人才進得去，莫言的作品則是看門道和看熱鬧的人基本上都能跨入的。
問：後來他們都寫了關於台灣的文章或者其他東西嗎？對台灣有了一定了解嗎？
答：我不知道，後來沒有去追蹤，因為當時在邀請大陸作家駐台北市的計劃裏是沒有任何要求的。就是說，他們來這邊1—3個月，回去寫不寫東西，是無所謂的，純粹的交流。
問：莫言得獎後你跟他通電話了嗎？
答：還沒有。我想說，不急吧，現在全世界都在找他，他應該應接不暇。
問：你曾經寫過一本主要是關於海外作家的小說評論集，關於大陸的文學閱讀你是沒有寫過評論的，那麼你總體上的印象或者判斷，對大陸這些作家的寫作的總體質量和傾向有怎樣一個印象？
答：不敢說，因為看得不夠多。就能夠看到的部分而言，好的作品蠻多，但是它的好有不同的衡量標準，有的是純文學，有精湛的文字藝術和深刻的思想，可是另外一類，譬如那些帶有個人自傳色彩的作品，包括早期像叢維熙、王蒙、張賢亮等人的作品，對於我這樣的中國境外讀者也很有魅力，透過這樣的作品，欣賞文字的同時，了解中國。
問：換一種表述，在總體印象上，台灣的小說家們和大陸的小說家們在文學方麵和美學方麵有怎樣的差異或者不同？
答：我就是不願回答這種要求你一錘定音的大問題啊，因為無法概括而論。你說大陸，西北的作家跟海南的作家或廣東的作家、東北的作家，區域差異造成風格差異，而在60年大起大落的過程中，題材和曆史背景又有非常大的橫跨，我不敢去做一個概括性的評說。
問：這麼說吧，莫言是你個人閱讀中偏好的一個作家嗎？
答：我相當欣賞。
問：莫言獲獎之後，在媒體的關注中尤其是西方媒體關注中，政治的標準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那麼在你看來政治標準是衡量文學的一個標準嗎？
答：我覺得挺煩的。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單純”的能力──就用文學來看文學？難道每給一個文學獎，我們就先檢討作者的政治立場，或者先檢查他是不是一個什麼“主義者”？
再說，諾貝爾獎不過就是一個獎嘛。而且這中間帶了很多片麵的知識以及片麵的接觸，諾貝爾獎不代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標準。它不過就是一個18個瑞典的飽學之士所組成的閱讀小組所作出的評選結果。因為是飽學之士，因為有大量閱讀世界文學的經驗，這個小組所選出來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好作品，但那不是一個舉世的標準──那18個人也並不這麼宣稱。實際上，文學哪有舉世的標準呢？更何況，這其中還有很多市場的因素，市場的因素就像是你進入一個超級市場，走過那些放東西的架子，某個品牌的洗發精若是放在和你的視線差不多高度的位置上，它通常賣得很好；如果某個牌子的洗發精放在跟你的膝蓋一個高度的位置或者腳底的高度，眼睛不容易看見，那就很難賣出去。諾貝爾獎也是這樣，世界上各種語係的作品，像印度、非洲、拉丁美洲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有沒有被翻譯，或者它翻譯的品質不好，或說它的出版社不懂行銷，那就等於它不被置於跟你眼睛等高那一格的位置上，難被看見。這些文學以外的因素，都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邏輯裏。所以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好的閱讀建議，但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絕對標準或者前提。在這個認知之下，可能符合這個標準的作品很多，隻可惜沒被看見。台灣的好作品也真不少呢。
問：您的關於諾貝爾獎的文章談到了西方的漢學家們會用一種中國味道即觀光客式的眼光看中國文學作品，你認為莫言的中選會有這樣的痕跡在裏麵嗎？
答：你所說的這種現象當然有，但是剛巧對於莫言獲獎，我不認為如此。而且我甚至也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們，在這麼多年的曆練之後，他們其實也相當有自覺，我覺得他們一定都問過自己 “我投票給這個作品是不是我的東方主義獵奇心理在作祟”，這些飽學之士絕對不是沒有警覺的平凡無知之輩。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對於莫言的作品，很多人是透過張藝謀的電影去看《紅高粱》的，我猜想看過電影的人可能比看過小說的人多，對於那樣一個濃烈色彩、語言和暴力的應用，再加上中國的土地為背景，是不是有獵奇和東方主義的東西在內，也許，但是有的作品有超越性，讀莫言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對土地、對農民、對饑餓，尤其是對“殘酷”，是了解的，而且了解得蠻深刻。他也許不咆哮，但是不咆哮不代表他看不見。用“中國味道”來看他的作品，有點太小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