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有人認為莫言的獲獎不能體現諾貝爾文學獎的所謂對理想主義的關注。你覺得所謂理想主義和莫言身上有這樣的關聯嗎？
答：怎麼界定理想主義呢？所謂理想主義，可能有一萬種表達的方式吧？收或放、取或舍、怒吼或沉吟、當眾激昂或閉門自苦──不都是嗎？我自己比較不敢用一個標準一把尺去衡量或者要求一個模式的愛國、勇敢、英雄、理想主義。
問：你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你的親身感受中是否隻有在華文世界才有這種諾貝爾情結或者諾貝爾焦慮呢？
答：應該有兩個層麵，一方麵這不是華文世界的問題，這是人類心理的問題。我相信當一個匈牙利的作家、波蘭的作家、智利的作家得獎的時候，他的人民同樣覺得光榮；但是另一個層麵，華文世界把諾貝爾獎當作天上的星星那樣的高度來看，可能反映出來的是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自信還不那麼飽滿？
問：那麼兩個華文作家獲獎之後，華人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已經被建立起來了呢？
答：也許不那麼簡單，但是我有一點點奢望和期待。對莫言獲獎我確實有一種特別的高興，就是說，高行健獲獎其實是一個悲劇──他是一朵漢語花園裏艱辛長成而光彩奪目的花朵，隻是住在花園裏頭的人把這朵花排除在外，而現在莫言緊接著得獎，莫言可是從這個花園的泥巴裏頭長出來的鮮活的透明的大蘿卜，這回你總不能把這蘿卜踢出去吧，它就長在你的腳下，就在你的花園裏頭。當你去擁抱它的時候，你能不去想那被自己摒棄在外的花朵嗎？
我想的是，莫言的得獎是不是能夠讓中國土地上的人們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追問，中國能不能夠把莫言當做中國對外的一個文化大使，可不可能不把外界的心意一概地都當做惡意，可不可能把這些獎解釋為“世界希望你把大門敞開，因為想跟你做朋友”？莫言得獎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會不會更有自信，因而把心敞開，更渾身放鬆、更從容不迫，讓別人的善意進來？我想真誠地說：開門吧，讓高行健進來，讓劉曉波出來，讓這兩個斯土斯民自由地回家。
莫言得獎，我特別歡喜，因為有這樣的期待。
苦難是他的第一搖籃
——文學評論家劉再複談莫言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時，旅美學者劉再複正在泰國講課，他於次日到達香港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電話專訪。此時的香港，莫言的書一天之內幾乎銷售一空。這些年來，劉再複持續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向瑞典學院推薦中國作家。圍繞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種種話題，他向本刊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
母語的勝利
南方人物周刊（以下簡稱“問”）：您怎麼評價莫言的獲獎？
劉再複（以下簡稱“答”）：這是我們漢語作家獲得的第二個諾貝爾文學獎。不管誰得獎，都是我們母親語言的勝利，方塊字的勝利，我們當然非常高興。我們不要被各種政治概念所遮蔽，也不要被各種政治表象所遮蔽，莫言就是莫言，他是個巨大的存在，是個天才級的作家。
1992年，我到瑞典任客座教授，給馬悅然送了一部《酒國》的複印本。我隻有一本，舍不得給他，就複印了。好幾百頁，在複印機旁腿都站酸了。我非常欣賞《酒國》，整部小說充滿想象力，既充分現實，又超越現實，是典型的魔幻現實主義文本。童年時代的苦難造就了莫言，使他對現實生活有了刻骨銘心的體驗，他經曆的饑餓體驗，恐怕中國以外的任何作家都無法跟他相比。苦難是莫言的第一搖籃，是他的天才催化劑。
問：在中國當代作家中，您認為莫言處在怎樣的位置？
答：現在不要小看中國的當代作家，我一直說中國20世紀有兩次文學高潮，一個是五四時期，一個是80年代。80年代出現了很多很有創造力的作家，我覺得他們非常接近諾貝爾文學獎，例如李銳、閻連科、餘華、賈平凹、韓少功、蘇童、王安憶、殘雪都很傑出。莫言和這些作家都是80年代之子，我相信他們已經進入瑞典學院的視野了。現在最主要的是作品翻譯問題。
問：目前中國作家作品的翻譯情況是怎樣的？
答：瑞典評審委員也不是三頭六臂，能讀中文的隻有馬悅然一個，其他都得靠英文瑞典文閱讀。所以，必須翻譯好。莫言作品的英文翻譯得益於葛浩文教授，他最喜歡莫言，莫言的大部分書他都翻譯成英文。我跟葛浩文相處時，每一次他都談莫言，蕭紅和莫言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莫言的瑞典文翻譯主要得益於陳安娜，她是一個很聰明、很用功的瑞典知識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