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除了翻譯之外，還有哪些因素？
答：最主要的因素是作品本身的水平和質量，其次推薦人也很重要。像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就特別喜歡莫言，他真誠地推薦莫言好多年了。
問：什麼人有推薦權？
答：4種人有推薦權：一是大學的文學教授；二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三是國家級作家協會主席；四是相當於作家協會機構的主席，比如國際筆會主席。
問：您都推薦過誰？
答：我曾經推薦過巴金，但沒有被接受，後來推薦高行健就被接受了。
問：莫言可能獲得諾獎的消息傳出後，他遭受最多的是政治上的批評，您怎麼看文學和政治的關係？
答：我覺得瑞典學院的選擇是超越政治的，僅著眼於作家的文學水平、文學質量。作家有選擇政治立場的自由，瑞典學院不幹預這種自由。前蘇聯作家得諾獎的人裏麵，有的跟政府是不合作的，比如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布羅茨基；也有跟政府合作的，例如肖洛霍夫，他是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但他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確實很好。何況莫言完全是文學中人，離政治很遠也不太懂政治。他渾身都跳動著作家的良心，從不回避黑暗，每一部作品都是對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的呼喚，對於數十年在中國土地上發生的政治荒誕現象，他都給了充滿正義感的回應。如果真要從“政治標準”苛求，把莫言放回“文化大革命”中，那麼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大毒草”，紅衛兵有足夠理由對他進行10次“檀香刑”和100次“牛棚”處罰。瑞典學院是正確的，它不把莫言看作“譴責文學”和“社會批判小說”，而是麵對莫言的心靈、想象力與審美形式，看到了莫言在抒寫時代現象時超越時代而進入文學的永恒之維。瑞典學院的院士們擁有清醒的良知，他們對作家隻有高標準的文學要求，沒有文學之外的政治要求與道德要求，唯其如此，它才擁有麵向全球複雜語境進行擇優選擇的可能。瑞典學院正是透過這種政治表象而把握莫言的真實文學存在，堅守文學的視野所以才贏得世界的尊重。
我們過去的文學批評最大錯誤就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標準主要考察兩方麵，一個是作品精神內涵，一個是作品審美形式。唯一的標準應是文學標準、審美標準。既不能設置政治法庭，也不能設置道德法庭，隻能做審美判斷。
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問：您跟莫言有怎樣的交往？
答：我跟莫言最初交往是80年代中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當時軍藝文學係主任是寫過《我們播種愛情》的徐懷中將軍，他主持作家講習班，請我去給學員們開講座。
學員裏麵，當時最著名的是寫過《高山下的花環》的李存葆，他很有才華。此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莫言、劉毅然、雷鐸等，他們思想活潑，寫作能力很高。我到美國之後，在科羅拉多大學任教，葛浩文請莫言到科羅拉多大學演講，他的第一句話就說，在座的劉再複教授是我的老師。我還送了莫言一頂科羅拉多的牛仔帽。在我的心目中他也是特立獨行的牛仔。
大概是1995年，葛浩文要到中國看莫言，問我是不是也寫一封信給帶回去。我在給莫言的信中寫道：高爾基說過，托爾斯泰如果是生活在大海裏，肯定是條鯨魚，我希望你在文學滄海中也能成為一條鯨魚。他給我回了3頁紙的信說：你鼓勵我當鯨魚，可是我們社會卻太多鯊魚。
問：您對莫言的印象？
答：我的第一印象是：莫言是個赤子，滿心天真；第二印象是：莫言渾身充滿創作活力，很像法國的巴爾紮克（盡管他的創作風格更近加西亞·馬爾克斯）；第三印象是他滿肚子都是故事，他到我家裏時，科羅拉多大學東亞係的老師學生都來聽他講故事。他的故事讓大家目瞪口呆，又讓他們笑得前伏後仰，他真是個幽默大家。他說小時候他和他的同學在高密餓得不僅啃樹皮，還啃煤塊，鄉村小夥伴們個個啃得牙齒都非常堅硬、非常犀利。後來有些人去當電工，電線本應用線鉗剪，他們用牙齒一咬就咬斷了。他媽媽被分配到生產隊磨米，想偷點米出來，可是門口都有人站崗，結果他的媽媽就把米先吞到肚子裏，回家後用筷子一撬，吐出來給他們吃，所以，才有了獻給母親的《豐乳肥臀》。莫言既有苦難的體驗，又充滿了靈魂的活力。我們考察一個作家就要看他有沒有靈魂的活力。
問：您怎麼看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
答：高密東北鄉是莫言的故鄉，又是他創作的第一搖籃，故鄉和搖籃的饑餓貧困苦難造就了他，但他又超越他的故鄉，寫的是普遍的人性，還有普遍的人類生存困境。莫言很了不起的一點是，他看到“文革”之後我們整個中華民族被教條所窒息，需要生命的重新爆發。從《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到《豐乳肥臀》，甚至到《蛙》，都是生命的呼喚，生命的燃燒，生命的大覺醒，所以，在十幾年前我就稱他為“最有原創性的生命旗手”。莫言謙虛地稱我為老師，其實我更多地向他學習。他給我最大的啟迪是，不要走向概念，而要走向生命。
（實習記者黃昕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