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實曆史基礎上，莫言進行了大膽的虛構和想象，小說裏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於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紅高粱》裏的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總管，一家十幾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膽子比爺爺大，有一年家裏來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邊砸門，一腳將爺爺踢倒，刺刀對準爺爺胸口，嚇得爺爺麵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爺爺，爺爺出門想跑，那鬼子一勾槍機，子彈從爺爺耳邊飛過。此後，隻要聽說鬼子來了，爺爺就先跑了，家裏往往是奶奶留守。
《紅高粱》中的王文義是莫言的老鄰居，用的真名實姓。王文義是個老實人，年輕的時候當過幾天兵，他膽小，鬼子打槍，可能是搡著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頭沒了”，把槍扔到水溝裏。連長氣得罵他：“沒有頭，你還會說話啊！”
《紅高粱》在莫言村裏放，王文義看到莫言把他寫死了，憤怒地拄著一根拐杖找管貽範：“我還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兒子把我給寫死了。咱們幾輩子的鄰居了，怎麼能這樣子糟蹋人呢？”管貽範回答說：“莫言小說裏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父親這個土匪種’，難道我是土匪種嗎？’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後來莫言回家，買了兩瓶酒給王文義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個大英雄了。他說什麼大英雄？有聽到槍聲就捂著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頭沒了’的大英雄嗎？我說您不是很英勇地犧牲了嗎？聊到後來，大叔很寬容地說：‘反正人已經被你寫死了，咱爺兒倆就不計較了。這樣吧，你再去給我買兩瓶酒吧。’”莫言回憶說。
小說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以後，莫言一炮而紅。電影裏的“我奶奶”鞏俐也紅了。
當時，還在搞文學評論的劉曉波，提議莫言應該把這個題材集中寫成一部長篇小說。莫言就把《紅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結集成《紅高粱家族》發表出版。
從軍藝畢業的莫言，被分配到總參政治部文化部當創作員，在北京城裏安了家。不久，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與魯迅文學院合辦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學碩士學位。
《紅高粱》裏，莫言寫了“我爺爺”，也寫“我奶奶”。在《豐乳肥臀》和短篇小說《五個餑餑》和《石磨》裏，莫言寫到了自己的母親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兩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17歲的時候，嫁給了管貽範。高淑娟在黃土地勞累了一輩子，患有哮喘、肺氣腫等多種疾病。1961年春節，正是鬧饑荒的年份，她把全家人從牙縫裏摳出的幾斤白麵，做成餑餑放在祖宗神位前當供品，年剛過完，婆婆讓兒媳婦去收回，沒想到餑餑被討飯的偷走了。這可是一大家裏半個月的口糧，餑餑丟了，高淑娟還背負偷吃偷藏的嫌疑，她哭了大半夜。莫言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就寫了篇《五個餑餑》。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鄉裏住了幾十天，寫了《豐乳肥臀》。這部長篇小說的發表，讓莫言拿到了10萬元獎金的大家文學獎，也讓他脫下軍裝離開軍隊——有部隊老作家聯名寫信告狀，認為他的作品政治傾向有問題。
後來，副師級幹部莫言專業到了法製日報，擔任影視中心主任。
“我母親17歲到我們家，50多年裏，當媳婦的時間比當婆婆的時間長，一直沒過上好日子，等後來過上好日子，又老生病。所以她活著的時候，經常感歎自己命苦。”管謨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我姑姑，洗衣機
1955年，給莫言和哥哥、姐姐接生的，是姑姑管貽蘭。1981年，給莫言女兒管笑笑接生的，是管貽蘭。1986年，給莫言妻子杜芹蘭做流產手術，讓莫言沒有兒子的，還是管貽蘭。
在去莫言老宅的前一天，《南方周末》記者問莫言要管貽蘭的地址和電話，莫言說，“不用電話，我姑姑是當地家喻戶曉的人物，她當醫生一輩子，那裏的人大部分都是她接生的，都知道她的大名。”
管貽蘭住的沙口子村和莫言老家平安莊隔河相望。作為《蛙》的真實主人公，因為莫言的獲獎，她也引發了傳媒的關注，不時有前來采訪的記者找她。
姑姑是莫言最喜歡的親人。“我小時候，家裏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給我看完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我們就瞪著眼聽。她醫藥箱裏那種給人打針的小紙盒，是我們最好的玩具。我寫小說以後，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說。”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退學回家務農，不想種地，還跟她父親學過兩年中醫。那時候，莫言回家已有4年，麵對繁重的黃土地，覺得生活沒有出路，看不到未來，情緒低沉。
管遵義給莫言講過一個故事。舊社會青島有個老板的工廠開業，大門兩側需要掛牌，請了一些當地書法家寫字。當時一個農夫在門外看見了，他光腳進門拿起筆來就寫，寫到最後一個字不寫了，說自己手疼，一個月以後再補。老板後來一比，他的字寫得最好。後來他的廠要開業前一天，老板找到農夫寫了一個字，回家就對上了，一點不差。
“我父親講這個故事，是鼓勵莫言，人一生一世一定要學好一樣東西，不然被別人看不起，不能做人上人，也不能做人下人。”管貽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醫的兩年，莫言在姑姑家裏看了不少書，還聽大爺爺給他講了很多曆史上的傳奇和聊齋裏的故事。後來，莫言小說裏的出現的老人，都有大爺爺的影子。包括莫言的毛筆字，也是那時受的影響，為學開中醫方子。
莫言小說裏的人物，大部分在老家都能夠找到原型，《生死疲勞》裏的“藍臉”，是20世紀政府推廣“集體合作社”時，村裏一個堅持要單幹的老農民。妻子杜芹蘭的母親，不願意把自己分到的田地合並交給生產隊，手拿《人民日報》找到山東濟南，拿到當時省長的批示，回家後貼到大門口，以抵製上門糾纏的工作人員。
《天堂蒜薹之歌》裏出現了莫言的四叔管貽壽。1987年，山東蒼山縣農民按照政府規劃，種植大量蒜薹，大豐收的時候，市場價格暴跌，血本無歸。數千農民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
莫言的四叔管貽壽，1984年趕著牛車往40裏外的縣糖廠送甜菜，在途中被一個酒後無證駕駛的司機壓死，當時這個司機正給一個公社書記家建房拉磚瓦。事件發生後，書記動用各種關係，上門威脅利誘，最後賠償了500元人民幣。
莫言和哥哥得到消息後，準備回鄉打官司，後被父親製止：“人死不能複生，寧叫一家冷，不叫兩家寒。”莫言以此為基礎，寫了《天堂蒜薹之歌》，把慘死的管貽壽留在了小說中。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莫言在寫《天堂蒜薹之歌》時，偽造了這段名人名言。
《蛙》裏的原型、管貽蘭沾了“文化”的光。新中國成立後的土改，父親政治上被劃為“地主”，加上兒子又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去了台灣。有段時間，她和父親的日子非常難過，在村裏人麵前抬不起頭。
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管貽蘭從小開藥方，認識字，被當時的縣衛生局局長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此前，當地的接生婆都是用“土法”：把馬路上的塵土墊在孕婦身下，用帶鐵鏽的剪刀剪掉嬰兒的臍帶，然後用破布、棉花來包紮，造成了大量的嬰兒患破傷風死亡。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對嬰兒臍帶進行消毒，再用紗布包裹好，通過長時間的努力，管貽蘭慢慢把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們給淘汰掉了。
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管貽蘭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兩萬個。在農村實施計劃生育政策，管貽蘭在當地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走到哪裏像瘟神一樣誰見了都罵，夜裏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管貽蘭回憶起往事，“當時的政策是“兩個正好，三個多點”。農村人都想要男孩，一個原因是當時都是靠人力勞動，不像現在種地都是機械化。中國人口這麼多，不搞計劃生育，一年高密就能生出一個鄉鎮。原來一個村200多戶，一年就能生600多個孩子。地裏的糧食生產跟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後來鄉親們也理解了計劃生育政策，兒女無所謂，都要兩個孩子。”
莫言大哥家兩個兒子，二哥家一男一女；莫言姐姐連續生了三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一男一女的雙胞胎；莫言妻子杜芹蘭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戶口還在農村。按政策講，他第一個孩子是女兒，間隔幾年後可以再要一個。
當莫言剛剛調到北京時，妻子懷孕了。“如果我是普通戰士，是誌願兵，可以要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不能要第二個孩子，幾千幹部都沒有第二胎，不能因為我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領導當時找我談話，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反駁。”
那時的莫言剛剛提幹入黨，文學道路一帆風順，領導也很器重他，在單位領導出馬勸說後，後來莫言隻好答應不要孩子。他回到山東做老婆的工作，跟老婆舉例子：“我同學在當地縣裏工作的，無論是工人、教師，還是局長、處長，大家都是一個孩子，很多人也是女兒。”
杜芹蘭想要這個孩子，但迫於形勢，“如果生了第二胎，我複員回老家變成農民，隻能種地；如果我不生第二胎的話，過兩年可以隨軍，女兒也變成城裏人，否則生孩子再多，在農村待著都沒前途。”
杜芹蘭流完產後，縣裏計生委給莫言獎勵一台洗衣機，敲鑼打鼓送到家。“我老婆從來不用它，心裏不高興，看到洗衣機心裏就很痛苦。”
歲月流逝，隨著年齡增長，莫言愈發懷念那個流產失去的孩子。
“過去我沒有感覺到少生幾個孩子是多麼大的遺憾，現在回頭一想挺遺憾的，如果現在我有兩個孩子多好，一男一女或者兩個女兒。尤其當你生命越來越往盡頭走的時候，才意識到生命的真正的價值。”
2002年春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莫言回高密過年。大江對莫言的姑姑職業很感興趣，後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有提到姑姑。作為莫言少年時代最喜歡的親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記憶裏。
“我寫《蛙》的原因是因為報紙上關於計劃生育政策的討論，當時這個政策說要管30年，政策到期限後，這幾年學術界有開始反思計劃生育政策，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寫這個故事的時機到了。”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莫言寫《蛙》的時候，管貽蘭已經退休了，和從醫院開救護車崗位退休的老伴一起給她的 4個孩子帶小孩。她和丈夫都是城市戶口，按照計劃生育政策，4個孩子都隻要了一個孩子。
“管笑笑是獨生子女，他愛人也獨生子女，笑笑現在已經生了一個女兒，還可以按照政策再生一個，到時候一個姓管，一個姓苗。這樣莫言家也算有了香火。”管貽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現在，莫言已經當上了姥爺，他和妻子平時在家給女兒帶外孫女。
剛剛拿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現在是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學院院長，他已經在考慮退休後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囂了，我現在就盼著退休，該葉落歸根，高密老家挺好的，親人都在這裏，我的書房也比北京的書房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