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談《檀香刑》的寫作
夏 榆
莫言寫作了５年時間的新長篇小說《檀香刑》麵世了。這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有人說剛讀了一個開頭就覺得毛骨悚然；有人說心髒病患者不宜讀此書；還有人說小說的情節太殘忍……不論說者站在怎樣的角度言說自己的內心感受，小說畢竟是驚心動魄的——1900年德國人在山東修建膠濟鐵路，貓腔戲班的班主孫丙的妻子被洋人侮辱，孫丙借助義和團的力量反抗洋人。孫丙有個美麗的女兒叫眉娘，是縣令錢丁的情人。在袁世凱的壓力下，錢丁被迫將孫丙關入大牢，並給他施以類似西方木樁刑的一種殘酷死刑——檀香刑。行刑者是大清朝頭號劊子手、眉娘的公爹趙甲。趙甲把這次死刑視為他生涯中至高的榮譽，一心想讓親家死得轟轟烈烈。這個聽上去大義凜然的故事，在莫言的筆下卻成了一場華美的大戲。清末的屈辱曆史退為全書的大背景，在這背景裏呼嘯著火車的銳叫，回響著溫暖的、蕩氣回腸的貓腔。
寫作：返回與超越
夏榆（以下簡稱“問”）：《檀香刑》出版以後，讀者和評論界反響挺大。時隔幾年你的寫作又回到高密鄉，重讓讀者看到你鮮活的創造激情和力量。請問你通過這部書的寫作想表達什麼？
莫言（以下簡稱“答”）：我想寫一種聲音。在我變成一個成年人以後，回到故鄉，偶然會在車站或廣場聽到貓腔的聲調，聽到火車的鳴叫，這些聲音讓我百感交集，我童年和少年的記憶全部因為這種聲音被激活。十幾年前，我在聽到貓腔和火車的聲音時就感覺貓腔這種戲和火車走動的聲音最終會在我的內心成長為一部小說。到1996年的時候，我想到膠濟鐵路修建過程中，在我的故鄉有一個戲班的班主，也就是小說中描寫的孫丙，他領導老百姓自發地與入侵中國的德國人抗爭。當然他們的抗爭用現代的觀念看很愚昧。孫丙這個人在近代史和地方誌都有記載，但被拔高得很厲害，他被塑造成一個不亞於李自成式的英雄人物。後來我作了大量的調查，走訪了幸存的老人，發現孫丙作為一個農民，作為一個鄉村戲班的班主，還沒有意識到反帝反侵略那樣重要的問題，實際上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修膠濟鐵路要穿過祖先的墳塋，遷墳肯定就會破壞風水。村裏祖祖輩輩沿襲下來的生活會因此而改變，他們不願意，就抗拒。然後就引發一場轟轟烈烈的暴動。我就寫了這麼一部書。
問：我注意到你的寫作，好像當你回到故鄉高密的時候，就跟你天賦中的氣質、激情、靈感甚至血脈相吻合，達到一種合一的狀態。《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紅蝗》、《歡樂》、《豐乳肥臀》都如此，這樣的寫作飽滿而酣暢，具有神性。你怎麼看自己的故鄉，高密是你的精神故鄉嗎？
答：故鄉對一個作家是至關重要的，即便是一個城市出生的作家也有自己的故鄉。對我這樣的成長經曆或寫作類型的作家，故鄉在生活和寫作中所占的位置更加重要。20年前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文學還有很多的清規戒律，還有很多禁區，我們那時還要從報紙和中央文件裏尋找所謂的創作信息。我當時還在部隊，做過一段代理保密員的工作，有條件比一般人通過新聞媒體更早知道一些國家、政治、政策的變化，報紙可能會兩個月才知道，而我們通過中央內部文件及時就可以獲知信息，比如關於劉少奇的平反，別人都還不知道劉少奇要平反的消息，我知道了就可以創作一部老貧農懷念劉少奇的小說。1984年，我從部隊基層到解放軍藝術學院，環境的改變和視野的擴展突然之間讓我開竅了，那時我寫了一篇小說《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現高密鄉這個地理概念。從此就像打開了一道閘門，關於故鄉的記憶故鄉的生活故鄉的體驗就全部複活了。此後關於故鄉的小說就接二連三地滾滾而出，就像噴發一樣，那時候對故鄉記憶的激活使我的創造力非常充沛。
問：那時讀者和評論界對你的出現感到吃驚。
答：到80年代末我有意識地作了一下調整，我感到一味地寫故鄉寫高密是不是會重複？讀者會不會厭倦？後來寫《十三步》和《九歌》這些小說就模糊了故鄉的特征，代替的是小城或小鎮，但依靠的還是那些很熟悉的記憶和體驗。直到寫《豐乳肥臀》的時候，再一次明確地以高密鄉作背景，寫它怎樣從一個蠻荒的狀態，經過100年的變遷發展成一個繁榮的城市，反映了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變遷。當時這部書因為一些寫法、思想、觀念的差異引起爭議，甚至被無限上綱批判。我在寫《紅蝗》的時候，在後記寫了一個補綴，我說故鄉是文學的概念，不是地理的概念，我寫的高密鄉是文學性的，實際並不存在，其中寫到的地理環境、風土民情包括植物等，在實際的高密鄉是不存在的，包括那種紅高粱也並不存在。有好多外國讀者看到《紅高粱》後就想去當地尋找那些植物。肯定找不到。那是我內心的產物。高密鄉實際上是作家的一個精神故鄉。我記得美國作家托馬斯·沃爾夫在寫《天使，望故鄉》時，故鄉的人都攻擊他，指責他詆毀故鄉，但實際上他寫的故鄉是他自己的精神故鄉。所以我提醒讀者不要對我筆下的高密鄉對號入座，尤其高密的老鄉們不要對號入座。我認為作家在開始創作的時候是尋找故鄉，然後是回到故鄉，最後是超越故鄉——超越故鄉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寫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