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抵抗與不可抵抗
問：那麼你現在身處一座城市，城市生活影響你的寫作嗎？
答：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人，我在農村逐漸生活了20年，最後進入中國最大的城市。實際上我現在在城市生活的時間比在鄉村生活的時間要長，可為什麼我在寫到城市生活時就感覺筆下無神呢？好像讀者或評論界也有這個看法。我覺得長期以來讀者或評論界形成一個先入為主的定勢，就是他們劃定一個界限：這個人寫城市題材的，那個人寫農村題材的，寫農村題材的人寫城市生活是不可信的。包括賈平凹，有評論家曾經在一個討論會上提出賈平凹寫作城市生活的作品是失敗的。我不同意這個說法，不能因為作家不是出身城市就斷定他們寫作城市的作品不成功不可信。比如格非，也是一個農民出身的人，為什麼就沒有人覺得他的城市題材的寫作不成功呢？而王安憶、李銳，他們也都是城市出生，但寫農村就寫得很好。為什麼我和賈平凹寫城市人們就有看法呢？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自己的城市，即使我們寫的城市跟大家寫的城市不一樣。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生活的這個城市，有什麼不可以呢？賈平凹寫的西安難道不是一個很獨特的視角嗎？有什麼不可以呢？我寫的故鄉是我的一個精神故鄉，而我寫的城市也是我的一個精神的城市。
問：你在寫《檀香刑》的時候就沒有了這些約束。
答：寫《檀香刑》的時候就不管了，該怎麼寫就怎麼寫，自由無忌，我沒法再把我的故鄉虛幻掉，不管別人喜歡還是不喜歡。因為這涉及到我成年記憶中最深刻的東西：火車和貓腔。如果我把它換成江南腔或東北腔我會感到特別別扭，曆史上高密鄉也確實出現過在當時可謂是驚天動地的農民起義，在當時的情況下不管那些農民的動機是多麼樸素，甚至帶有愚昧色彩，但他們的行為現在看確實有非凡的意義，他們利用戲劇的方法，甚至借助嶽飛這樣的英雄人物作依托，跟掌握著最先進武器的德國入侵者抗爭。把貓腔、火車跟孫丙抗德的故事連在一起，我就必須回到故鄉，回到高密，我要非常鮮明地把高密鄉的這個旗幟高高舉起來。因為這些跟童年跟故鄉跟曆史緊密聯係的一切是我的寫作資源，我寫《檀香刑》時確實是得心應手痛快淋漓。準確地說，我的寫作是對優雅的中產階級情調寫作的抵抗。
問：這幾年你經曆過很多變遷，人生際遇文學環境都發生了變化，社會環境公眾心態和以往也極不相同，現在你怎麼看自己的寫作，怎麼看當下的時尚化寫作。
答：文學發展到現在有了這樣一個共識：每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獨特價值；每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的獨特世界；每一個作家都要發出屬於他自己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時尚化寫作就都有各自存在的價值。你當然可以反感可以拒絕，但他們還是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他們會一步步走下去，他們有喜歡他們的讀者。反過來他們對我們也可能不以為然，我覺得這些都需要以平常心看待。一個作家的突破很可能會在邊緣，而一旦突破他馬上會進入中心，變成一個流行話語作家，會逐漸走到自己的反麵。我覺得現在真正可怕的是一些已經取得了寫作話語權力的作家，他們用一種偽裝的很悠閑很典雅的中產階級的情調寫作，這些人充斥出版和傳媒界。這當然不隻是一個孤立的文學現象，它還是一個社會現象。社會上確實有一些人發了財，不管通過什麼手段，他們對西方一些中產階級一言一行進行模仿，包括他們的情調。大概在90年代中期的時候，北大的一些學者提出在下一個世紀誰決定一部書的命運，究竟是什麼人在讀書，他們提出一個“中產階級”的概念，聲稱要為中產階級寫作。他們說你要想自己的書賣得好的話你就得討中產階級的歡心。我當時就說：在中國，中產階級的提法還為時過早。我覺得一個中產階級的審美情趣並不是有了錢就能培養起來的，而當今的中國有幾個人能有超出普通中國人的意識呢？寫作《檀香刑》如果有什麼是有抵抗性的話，我覺得就是和這種中產階級的寫作抵抗。
寫作：虛偽與誠實
問：你剛才說你的寫作是一種抵抗性的寫作。幾年前你就被看成是先鋒作家，你怎麼看當初的先鋒或反叛的姿態？
答：我覺得先鋒並不僅僅是一種姿態，也不僅僅是一種寫作態度，實際上是一種人生態度。你敢於跟流行的東西對抗，你敢於為天下先，這就是先鋒的態度。甚至在很多人都不敢說心裏話的時候你敢說就是一種先鋒的態度。“文革”期間敢跟流行話語對抗的地下文學就是一種先鋒，巴金在80年代寫《隨想錄》的時候就是先鋒。在我看來實際上“文革”時期對作家的寫作禁錮，有的是意識形態的控製，有的就是作家頭腦本身就有的，你從小生長的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你的閱讀等等決定了你不能那樣寫隻能這樣寫。我當時的寫作就是帶著對這種禁錮的突破意識而寫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