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歡樂》和《紅蝗》的時候是一種抵抗式的寫作，現在回頭看都是一種表麵化的抵抗。當時引人注目，讓很多人咋舌。90年代以後，隨著年齡的增長，創作量的累積，那種有意識的抵抗越來越少，到了《豐乳肥臀》之後又掀起一個高潮。到1998和1999年以後的寫作我變得低調，很多的鋒芒被藏起來了，當時往後退了一步，有意識地壓低寫作的調門。我覺得評論家喜歡的那種東西我知道怎麼寫，比如我寫的《三十年代的長跑比賽》、《牛》、《我們的七叔》、《拇指考》等等。當我突然變成我從前的調子的時候，很多人又不喜歡了，《檀香刑》就是這種寫作。我已經壓了3年了，用那種低調的比較優雅的態度寫作。開始寫《檀香刑》的時候也想寫得不那麼劍拔弩張，但壓著壓著就不想再壓了。
問：像這種《檀香刑》的寫作是不是更符合你的寫作天性呢？
答：當然，如果從寫作的痛快淋漓來說更符合我的天性。
問：通常人們把先鋒的姿態歸結到青年，但是我們看到世界很多優秀的作家，隨著他們年齡和閱曆的增長，他們對人世的洞察更加敏銳，寫作的態度也更加激進和徹底。
答：一個18歲的孩子可能是非常保守的，一個80歲的老人可能是非常先鋒的。我覺得衡量一個作家是否先鋒就看他是不是虛偽，他是不是在用一種虛偽的態度寫作。當然，小說是虛構的，用餘華的話說“作品是虛偽的”，但你注入到寫作中的情感不能虛偽，必須誠實。我覺得我們生活中最讓人切齒的就是虛偽的話語。這甚至不僅僅是一個文學的話題。
寫作：前進與撤退
問：你怎麼看世界文學呢？中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位置會不會影響你的寫作，你想過自己的文學抱負嗎？
答：實際上外國文學對中國文學包括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現在我們回首80年代的時候，任何一個坦率的作家都不能否認外國文學對他的影響，1984和1985年的時候拉美的爆炸文學在中國風行一時，很多作家都受到影響。沒有80年代鋪天蓋地地對西方作家和西方文學思潮的翻譯和引進，可以說就沒有現在的這種文學格局。80年代中國作家就意識到對異域文學的借鑒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過分地借鑒甚至模仿就沒出息了。實際上後來出現的“新寫實”、“新鄉土”的文學潮流也都是為了抵抗對西方文學的簡單模仿。對於作家個體來說，要寫出跟別人不一樣的作品來，然後再寫出跟自己已經寫出的作品不一樣的作品，這就足夠了。我想如果有眾多的作家實現了這個願望，那麼集合起來我們的整個中國文學就會非常豐富非常有個性。隻要有這麼一批作家出現，那麼我們的文學自然在世界文學的格局中就會取得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覺得現在我們基本實現了這個願望，我們沒有必要妄自菲薄。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西方的年輕作家就會說他受到了中國的某個作家的影響。交流是雙向的。我們一旦進入這種交流的正常態勢的話，我們在接受別人的東西的同時，別人也會接受我們的東西。落差很大的兩個湖泊之間，一旦閘門開放，隻有水位高的向水位低的方向傾瀉，你隻有接受；但到了平衡的時候，兩個水位一樣高的時候，就互換了。
問：現在很多作家開始關注國際視野，希望能走出國門參與到更廣泛的國際間的交流中去，你有這種願望嗎？
答：我覺得在今天信息如此發達，互聯網普遍風行的時代，出不出去已經沒有什麼區別，在以前一個人出過一次國是一件很大的事。但你要是長期的到一個國家，你在法國或美國住3年或5年，你自然會獲得很多東西，反過來如果你僅僅是在巴黎待了7天，在紐約待了兩周，就覺得獲得了一種國際視野，那也太簡單了，這跟旅遊沒什麼區別，這對文學創作沒有任何幫助，不如靜下心來，讀一些書，看一些音像資料或許更有用。回過頭來講，如果一個天賦很好的人從80年代就在一種封閉狀態中寫作，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隻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寫作，未必寫不出好的作品。我覺得現在太多的信息讓人無所適從。我有時候真想放下一切躲回高密鄉，在對西方文學的借鑒壓倒了對民間文學繼承的今天，《檀香刑》的寫作大概是一種不合時尚的寫作，是對魔幻現實主義和西方現代派小說的反動，或者說它是我寫作過程中的一次有意識的大踏步撤退。我認為一個作家獨立自由地寫作，不為外部所惑，那會是很美好很理想的狀態。我希望這樣的狀態一直跟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