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英
誇張點說，從我出生的那天起，《蛙》這個小說就開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東省高密縣大欄鄉的一個農民家庭出生。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睜眼見到的第一個人，不是他母親，也不是父親，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兒管笑笑出生，她見到的第一個人，同樣是父親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東高密東北鄉，姑姑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是當地家喻戶曉的接生婆。經她手上來到這個世界的嬰兒，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這樣在60歲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兒更小在20歲左右的年輕人。
“姑姑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基層的婦科醫生，從18歲開始一直幹到70歲，由她接下來的孩子差不多有一萬個。姑姑走到哪裏，人們都像迎接菩薩一樣。”然而，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後的30年裏，姑姑在東北鄉成為了不受歡迎的人，“走到哪裏像瘟神一樣誰見了都罵，夜裏不敢一個人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莫言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
作為莫言少年時代最喜歡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記憶裏。但莫言在過去的30年裏遲遲沒有動筆，原因是寫姑姑的故事勢必會寫到計劃生育政策。“當時計劃生育政策說是要管30年嘛，這個政策的時間期限過後，這幾年學術界有很多人開始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了研究和反思，廣播、電視和報紙上出現許多討論，我覺得這個故事可以寫了。”
騎自行車下鄉的姑姑
這個姑姑是我爺爺的哥哥的女兒，準確地講是我堂姑。
大爺爺是我們高密東北鄉有名的老中醫，姑姑從小跟大爺爺爺學醫。新中國成立以後，政府非常關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訓。當時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從小開藥方，認識字，因而被當時的縣衛生局選中，成為新法接生培訓班的首批學員。
在姑姑這樣的醫生出現前，民間的接生婆都是用民間的“土法”：把馬路上的塵土墊在孕婦身下，用帶鐵鏽的剪刀剪掉嬰兒的臍帶，然後用破布、棉花來包紮，造成了大量的嬰兒患破傷風死亡。新法接生首先就是對嬰兒臍帶進行消毒，再用紗布包裹好。
農村人剛開始對新法接生很不接受，他們認為生孩子就是很自然的一個過程，就像樹上的蘋果熟了要落下一樣，瓜熟蒂落，沒有必要要醫生來幹預生育過程。在鄉下任何一種變化都很艱難，即使是科學的變化。即使有政府的強製執行，姑姑當時的工作也很艱巨，在大量的實踐和事實麵前，慢慢把用土法接生那批接生婆們給淘汰掉了。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舊法接生，姑姑成為東北鄉唯一的接生員。我姑姑工作表現非常出色，因為她父親（我大爺爺）是地主成分，在當時很受歧視。如果不是因為人才缺乏，一個地主的女兒，是不可能從事這樣的工作的。這個工作雖然辛苦，天天在農村跑來跑去，但這是個鐵飯碗，國家的正式醫生，每個月拿固定的工資，退休了還有退休金，一輩子有生活保障。所以，姑姑工作為什麼那樣積極，執行黨的命令那樣堅決，是有這個背景條件的。
在《蛙》這部小說裏，我做了一些技術處理，把姑姑寫成烈士的女兒，父親曾經是八路軍醫院的院長，因為革命而犧牲。她是在黨的關懷下長大的，出於自己的政治覺悟，在執行黨的計劃生育政策時是不折不扣，貫徹到底的。因為在以往的小說裏，我們寫家庭出身不好的這種人物寫得太多了。
我姑姑接生了一萬多個孩子，在當地婦女心中威望很高。我母親跟講我一個嫂子生孩子難產，村子裏的接生員已經束手無策，隻好跑到公社醫院把我姑姑找過來，她來了就罵產婦：“你想死還是想活？想活就聽我的，想死我就不管我走了。”產婦一看她來了，立刻信心大增，10來分鍾就生出來了。
我和哥哥、姐姐這批50年代出生人，比我小的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包括我女兒這批8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姑姑接生的。我母親說我姑姑藝高膽大，說我侄女出生時，姑姑拽著個嬰兒的腦袋，“啪”地就拔出來了，出來之後提起來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哭出來了，姑姑就說“行了”……手藝熟練到似乎隨意的程度。
在姑姑剛剛工作的上世紀50年代，政府用物質獎勵生育，每生一個孩子都可以獎勵油票、布票。那時候是姑姑在高密東北鄉聲譽最高的時候，因為她帶來了生命帶來了喜悅。每到一個村莊，所有的人見了她都要笑臉相迎，對她非常尊重。當時鄉下很少有自行車，她騎著一輛德國產的自行車，一進村莊按鈴聲，所有孩子都跟著她跑。
到了60年代初期，因為三年自然災害，出生率幾乎為零。1962年秋天，高密東北鄉地瓜豐收，饑餓的村民們，吃了足夠的地瓜，恢複了身體的健康，也恢複了生育的能力。1963年春天，誕生了一大批小孩，這批小孩被姑姑就戲稱為“地瓜小孩”。這時候國家依然對生育大加鼓勵。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政府才開始控製人口生育，“三個多了、兩個正好、一個不少”。計劃生育開始推廣的時候，阻力很大。當時農村的老人都堅決反對這個政策，他們說從來沒有哪個朝代不讓人生孩子的。我爺爺經常說，周文王的時候，路上行人肩並肩、摩肩接踵，於是“馬下雙駒，麥秀雙穗”。老天讓孩子生下來就會讓他活，人口竟然也可以控製？這在那些老人們的心中，簡直是大逆不道。
因為計劃生育，姑姑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到70年代後期，計劃生育政策慢慢越來越嚴格，尤其是到了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計劃生育變成一項國家鐵打的政策。作為婦科大夫，我姑姑開始由原來的單純接生到開始承擔計劃生育工作，這讓她成為了一個不被鄉親們歡迎的人。
當然，小說中的“姑姑”，與現實中的姑姑，差別很大。基本上不是一回事。
農民為什麼拒絕計劃生育
我老家高密從上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我當時就聽村裏人罵，曆朝曆代聽說過閹豬閹狗，沒聽過“閹人”的。他們將“男紮”成為“閹人”。
最早的時候是政府號召工作幹部帶頭做結紮手術，要求他們起帶頭作用。我們老家是公社書記帶頭先紮，那下麵的幹部沒辦法，他們一結紮，普通農民隻好也跟著進醫院了。第一批人手術做完，有部分人結紮以後腰疼，身體乏力，不能從事原來的體力勞動。後來政府根據這個情況調整，開始主要以婦女為結紮對象。
我見過計劃生育工作人員在農村免費發放避孕藥具，有的婦女當麵吞下藥，轉身就吐出來了，因為避孕藥對身體有副作用。還有些調皮的小孩，把避孕套吹得像氣球一樣，拿著滿大街地玩。
1980年，黨中央發給全國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的一封公開信，說我們的人口到了非控製不可的地步了，黨員和團員要帶頭，每對夫妻隻生一胎。
當時的政策對城市和農村是分開對待，城市戶口隻許生一個，不論男女；農村戶口，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生兩胎，但第一胎和第二胎的生育時間必須間隔6年。
農村的計劃生育最嚴格的時候，是80年代初期。因為當時還是人民公社，土地是集體所有製。農民出門要“革委會”的介紹信，吃飯需要糧票，晚上住旅店需要村子裏的證明。否則就會把你當“盲流”收拾起來。如果違反計劃生育政策，除了對你進行經濟處罰外，生產隊取消你的勞動資格，就沒有糧食吃。
農民不接受計劃生育，有各種各樣的原因。首先是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你沒有兒子，屬於“無後”孤老，斷子絕孫，被人看不起。女兒是嫁給別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資，農村老人沒有人養你，必須養子防老。從生產角度來看，農村的體力勞動繁重，基本上靠男性。
在人民公社時期，集體勞動還稍微好一點，重活都是男人幹，婦女幹一些輕鬆活，反正大家都是掙工分。土地承包到戶，一家一戶，勞動生產全靠自己幹，男勞力就更加重要了。
中國的農村都是宗族社會，每個村子都有幾個家族，鬥爭很厲害，如果家裏沒有男人，發生矛盾的時候往往會被人欺負。一個家族男人多，有這個作後盾，才有可能當上大隊書記、村委主任。如果沒有家族做後盾，根本不行。所以計劃生育的實施實際觸犯到這些問題，在農村推行就特別困難。
計劃生育剛開始能夠在農村落實下來，主要依靠的是人民公社這個計劃經濟體製對人的管理、控製，另外是靠《蛙》小說裏描寫的“姑姑”這樣一批鐵杆的計劃生育的貫徹者，她們真的是執行黨的政策，不折不扣的執行，如果沒有她們，根本落實不下去。“姑姑”實際上也非常委屈，本來她接生過這麼多孩子的人，到哪裏都受人歡迎，因為計劃生育，後來誰見了她都罵，夜裏不敢出門走路——有人從背後用磚頭砸她。
加上國家在計劃生育政策上最開始的時候，實行的是一票否決製，不管農村還是城市，任何單位出現計劃外超生現象的，當年的成績全部不算。如果是城市，整個單位的工作測評都會受影響，全體職工的獎金肯定就沒戲了。所以，在計劃生育上，不管農村還是城市，都是一把手當計劃生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親自抓計劃生育，用盡各種辦法，確保不出現超生現象。
為了達到控製人口的目的，基層的工作人員使用了很多手段。首先是罰款，如果家裏沒有錢，搬走家裏的家具物品，用拖拉機拉著鋼絲繩拉倒房子。這些都是發生過的事實，不是我虛構的。有的人家害怕這樣的結果，偷偷跑到遠方的親戚家去生，是女兒就送給別人了，兒子就抱著回家了，你怎麼罰都行，反正我兒子已經生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