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計劃生育出現轉折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土地包產到戶，人民公社解體，沒有控製能力了。農民可以自由流動了。為了生兒子，他帶著老婆跑到城市去打工，沒地方住就立交橋下支個棚子，白天彈棉花晚上生孩子，如果生的是女兒，他也不回老家落戶口。
2006年的時候，我在雲南碰到一個四川籍的賣茶的小姑娘，她外號叫“三千八”，當時她媽懷了孕躲到一個叫鴛鴦橋的地方，當地鄉政府把她爺爺奶奶她爹全抓到鄉裏關著，因為算命先生告訴她爹是個男胎，結果生出來是個女兒，她爹很失望，交了3800元罰款，從此叫她“三千八”。我小說中那個陳眉的原型就是這個小姑娘。
上世紀90年代，國家進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我二哥參加過這項工作，我聽他說，每個村莊都有許多家找不到人，門上一把鎖，有的人家十幾年沒回村子了。找到他的鄰居問“老張家去哪了？”回答好像去青島了吧。青島那麼大上哪找去？
即使是這樣，也查出來一批沒有報戶口的孩子，他們都是家裏繳不起計劃生育超生罰款，戶口一直沒有落下來，全部是“黑人”。考慮到他們的未來，後來政府集中給他們解決了戶口，他們才能夠上學。
最近這10來年中國又出現了一批沒有戶口的“黑孩”，尤其我到南方去看到一些地方，生了女孩就不報戶口，生到第二胎還是女兒不報，一直生了兒子再一起報戶口。還有一種逃避方法是，不結婚先生孩子，因為去領結婚證時政府會給你生育指標，他一定要生了兒子再去領結婚證。
我去年回老家，有一戶人家生到第三胎，村子裏的幹部叫他交罰款，他說“沒有錢，你們借給我吧”。然後又說“你看家裏什麼值錢你拿走吧。”他家裏什麼都沒有，隻有一鋪土炕，一條破被子，管計劃生育的幹部根本拿他沒辦法。
某些地方計劃生育政策已變成隻是罰款的依據，個別特別惡劣的基層幹部，知道你超計劃懷孩子我不理你，生完孩子就來罰款。誰能夠把罰款要上來，獎勵百分之十。
我其實也想有個兒子
2002年春節期間，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跟著我回高密老家過年。在那段時間裏，我帶了他去見我的姑姑，我姑姑告訴他中國鄉村生育的曆史，大江先生對這個很感興趣，後來在很多次演講中都有提到姑姑。但他對中國人的關係分不清楚，總是把姑姑說成我姨媽。
我們家4個孩子，兄弟3個，還有個姐姐。我是最小的孩子。我大哥比我大12歲；我二哥比我大5歲，他們結婚生子的時候，還沒搞計劃生育，我大哥兩個兒子，我二哥一男一女；我姐姐前麵連續生了3個女兒，第四胎生了個雙胞胎，一男一女；我結婚正好趕上了計劃生育。我女兒是1981出生，按照計劃生育政策，我妻子是農村戶口，可以生二胎。
但那個時候，我剛剛從山東調到北京不久，在解放軍總部機關工作，剛剛提幹，剛剛入黨，天天上課受教育，作為共產黨員、革命軍人應該帶頭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隻生一個孩子。我應該為國家分憂，因為國家要發展，人口成為一個沉重負擔。當時我女兒一出生，我們單位的計劃生育主任馬上找我談話，讓我辦個獨生子女證，一個月領7塊錢獎勵。
當時我老婆還沒有隨軍，她是農村戶口，按道理等6年可以再生一個孩子。如果是普通戰士，是誌願兵，完全可以生第二個孩子，但我們總部機關特別嚴，我是幹部，絕對不能生第二個孩子，幾千個幹部都沒有第二胎，就你敢生了個第二胎？不能因為你影響了整個單位的榮譽，領導當時找我談話，我根本沒有任何理由反駁。那時候，我剛剛提幹，領導也那麼器重你，後來我隻好答應不生了。
我答應了領導，還要去做我老婆的工作，隻能告訴她要識大體、顧大局，跟我老婆舉例子：我同學在當地縣裏工作的，無論是工人、教師，還是局長、處長，大家都是一個孩子，很多人也是女兒，這是一個時代，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老婆其實內心有意見的，但迫於形勢，她也考慮到，如果生了第二胎，我複員回老家變成農民，隻能種地；如果我不生第二胎的話，過兩年可以隨軍，女兒也變成城裏人，否則生兩個孩子三個孩子都在農村呆著沒前途。
當時縣裏的政策是獨生子女，獎勵一台洗衣機，敲鑼打鼓送到家。我老婆從來不用它，心裏不高興，看到洗衣機心裏就很痛苦。後來我寫作出了名，高密縣政府把她和女兒的戶口破例轉到縣城，成了非農業戶口，還給安排了工作。1995年的時候，我老婆和女兒辦理隨軍，調到北京。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對於孩子和計劃生育，也有一些跟過去不一樣的想法。過去40多年裏，我沒有感覺到少生幾個孩子是多麼大的遺憾，現在回頭一想挺遺憾的，如果現在我有兩個孩子多好，一男一女或者兩個女兒。為什麼說人隔代親，人老了才越來越愛小孩、越親小孩，尤其當他的生命越來越往盡頭走的時候，他才意識到生命的真正的價值。所以老人看到小孩的那種愛真是發自內心的，是對自己剩下時光的珍惜，這一點年輕人很難體會到的。
在農村，50歲已經算老人了，所剩歲月無多，我現在50歲，一晃就是60，再一晃就70，時間太快了。我人生的三分之二的路程已經走完了。這個時候對生命的感悟應該比年輕的時候要深刻多了，當某種東西你要失去的時候才知道，最寶貴的就是生命，哪怕這個生命長大後變成地痞、流氓、罪犯也是可貴的。當然到現在說什麼都晚了。現在隻能是等著給女兒抱孩子了，隔代親。
我小時候，家裏人生了病，就會把我姑姑搬來，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後再來。看完了病就開始講她當天遇到的事，特別健談，我們就瞪著眼聽。而且她醫藥箱裏有那種給人打針的那種小紙盒，那就是給我們最好的玩具，她一來我們就特別興奮。我寫小說以後，一直想以姑姑為原型寫一部小說。
我很多小說都是由一個人物慢慢引出來的，像《生死疲勞》裏的藍臉是有真實的原型的；《紅高粱》裏的土匪也是有人物原型的。為什麼拖到現在來寫姑姑，也是因為到這幾年來，計劃生育這個政策的好和壞已經可以開始允許爭論了，在很多媒體上，一些大學者、大幹部都在公開發表文章，討論計劃生育問題，討論是否應該修改目前的計劃生育政策的問題，我覺得這時候可以寫姑姑的故事了。
南方周末（以下簡稱“問”）：取名《蛙》有什麼含義？你為什麼放那麼長時間才寫？
莫言（以下簡稱“答”）：它是娃娃的“娃”，“女媧”的“媧”的同音字，“蛙”在民間也是一種生殖崇拜的圖騰。很多的民間藝術上都有“蛙”這個圖案，因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要以寫姑姑為人物原型寫小說，必然要涉及到計劃生育這個敏感問題。這本書主要圍繞著“生育”，從50年代一直寫到當下。生育滿足的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根本保證。計劃生育是我們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它影響十幾億中國人的生活幾十年，作家要有勇氣去關注這個現實，既然它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作家就有權利把它表現出來。之所以拖了這麼長時間才寫，是因為很多問題，我一直想不清楚。
問：《蛙》前麵四章主人公蝌蚪致日本作家杉穀義人的4封信，讓人想起你和大江健三郎；小說裏蝌蚪的姑姑是你的的堂姑，蝌蚪是在北京當兵的軍人，和你的經曆相同。你這樣做是出於什麼考慮？
答：大江先生2002年春節期間到過我們老家，他問我下一步大概會寫什麼，我說也許會以我姑姑作為原型寫一部跟生育有關的小說，他很感興趣。後來我帶他去姑姑家聊天，姑姑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後來幾次講話時也講到“莫言的‘姨媽’是一個很了不起的鄉村婦科醫生，經常深更半夜騎著自行車越過冰封的大河去給別人接生”。
我寫這個小說的時候自然想到這件事情，後來想到給一個日本作家通信的方式作為結構的一部分。小說裏的那個杉穀義人是日軍司令的後代，完全虛構的一個人物，跟大江不是一回事。我也從來沒有跟大江通過信，更別說通信討論小說的問題。把我當兵的經曆放在蝌蚪身上，也是為了增加閱讀的真實感。
問：你怎麼理解姑姑這樣的一個人？
答：姑姑這個人物很豐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我還有我的女兒，包括我的女兒的下一代人，整個高密東北鄉十八處村莊裏的三代人，上萬個孩子都是姑姑接生下來的，是一個“聖母”級的人物。後來政府搞計劃生育，她沒有辦法，隻能執行。基層最難幹的就是計劃生育工作，誰要是幹你就等著倒黴吧，門窗的玻璃就等著換吧，你家的玉米等著人用鐮刀砍掉吧。姑姑給那麼多婦女做引產流產手術，她內心深處到底怎麼想？我沒有跟她直接交流過這個問題，不願意觸動她內心深處的痛楚。但是設身處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裏睡不著覺的時候就會反複考慮這個問題，看到那些嬰兒一代代地長大是什麼感覺，又想到許多的胎兒被毀掉，還有死在手術床上的那些孕婦，心裏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麼樣安慰自己，用什麼理由解脫自己，我知道自己有罪，那要怎樣來贖罪？我猜想這些應該都是她反複考慮的問題，我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來寫這個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