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為什麼會采用書信體的結構和自述體的敘述？
答：如果我用編年史的方式把一個婦科醫生50年的生活全寫出來，那小說篇幅會很長很長，而且事無巨細都不能漏掉，否則不完整。2002年春天寫過一個15萬字的初稿，後來放棄了，就是因為結構問題沒有解決，越寫越亂。一直到2007年才開始重新撿起來寫。用書信體，這是一種古老的方法，它的好處是非常自由，可以從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從醫生涯中最具表現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給提煉出來。
問：姑姑千方百計去追捕、圍堵那些超生戶的那些章節，特別是“挖地道”、“潛水逃亡”的場麵，特別有想象力。
答：這不完全是編造的。為了躲避計劃生育工作人員的圍堵，確實有孕婦躲在偷偷挖的地洞裏，或者躲在冬天儲存白菜、地瓜的地窖裏。但像小說裏描寫的，挖了一條漫長的地道通到河裏去，這是誇張了些。但像小說中的耿秀蓮那樣，為躲避追捕跳水逃跑的孕婦真的有過。
寫到王仁美的死我很痛苦：她單純、傻氣、可愛，一個農村普通婦女，她本來是下定決心不流產的，但當酒桌上出現了丈夫單位的高級幹部，再加上公社書記，待她若上賓，讓她感激涕零，不但同意流產，而且說索性把我的子宮給摘了吧。這是小人物的真實心態。結果出了意外，死在手術床上。她死的時候沒說別的，隻跟姑姑說“我真的很冷、很冷”。
問：為什麼說這本書觸及寫你內心靈魂深處最真實的部分嗎？
答：這本小說確實是觸及到了我靈魂深處很痛的地方。80年代的時候我是軍隊的一名軍官，在計劃生育問題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裏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碼應該有個兒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說裏所描寫的，那我很可能要被開出黨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幹也可能要被剝奪，最後趕回家繼續做農民。當時我們部隊的很多戰友，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而隻生一個孩子。
到了老年我們可能會想，當初為什麼要那麼聽話呢，我不要那個黨籍、不要當那個軍官又能怎麼樣呢？我為什麼不能讓孤單的孩子有一個伴？這個東西肯定是觸及到了人內心深處的很多東西。我們實際上在很多時候非常懦弱，像小說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懷孕懷到了6個月，這時候嚴格地說是不能再做引產，再過幾個月，孩子就要生出來了。蝌蚪這個人物為了個人的所謂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術床。結果讓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兒一起死掉了。他這樣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為了國家、為了集體的榮譽。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內心深處的私欲，這其實不僅僅是觸及了我一個人的內心的痛苦，也觸及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許許多多人的內心深處的痛苦。
我希望讀者看了《蛙》這部小說後，認識到生命的可貴。認識到生育──人類最基本的問題、最基本的權力在中國的近代曆史上也曾經是這麼樣的艱難曲折。也可以從中汲取經驗，西方為什麼就沒有強行的限製生育的政策呢？為什麼中國某些地方隻有用粗暴的手段才能把政策推行下去？這裏麵可供追問、可供思索的東西非常多。我僅僅給讀者提供了這麼一些思索的材料，每個讀者都應該沿著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關於人的生活、人的生命、關於這個世界的一些本質性的問題。
問：你並沒有寫計劃生育30年史，在農村土地改革後，農民可以自由流動的時候就結束了。
答：其實也多少涉及到了一些現實，比如蝌蚪通過牛蛙公司找到陳眉代孕，這麼一個美貌的姑娘，因為在南方給資本家打工毀壞了麵容，得不到善後處理，爸爸又身受重傷，為了給爸爸付醫藥費給人代孕。結果陳眉在給蝌蚪代孕的過程中，身上的母性力量迸發，因為懷孕她覺得自己還是個有價值、值得活下去的人，盡管麵貌醜陋。當最後孩子也被人拿走了，她瘋了。她到處找尋自己的孩子，根本找不著，我在最後的話劇部分虛構了一個電視劇的場景，出現了高夢久這樣的“包青天”式的人物，用古老的戲劇斷案的方式把她的孩子斷給了別人。
問：這本書最讓人注目的它以文學形式加入了對計劃生育的討論，你對計劃生育這個政策怎麼看？
答：我希望讀者還是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姑姑這個藝術形象和小說的藝術性上頭來。當然，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談到計劃生育。全球那麼多國家，隻有中國一個國家實行計劃生育，這是中國獨特的國情決定的。
但是反過來想，如果沒有這30多年計劃生育，我估計中國現在至少多生三億人。現在一些學者專家也開始討論取消獨生子女政策，恢複兩胎製。其實他們對農村不了解，即使在最嚴格的時候，農村也沒有一刀切，如果第一胎生了女兒，還可以再生一個孩子。而城市隻允許生一個孩子。
歐洲許多國家不是怕人多，反而鼓勵生育，因為它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到了北歐許多國家，有的中國人去了找不到工作就生孩子，隻要生兩個三個，就可以獲得很好的社會福利。
問：你怎麼看那些關於計劃生育的討論？
答：我覺得關鍵是要恢複生育問題上的公正，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在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的管轄範圍之內，每個人都應該遵守它，但現在隻變成了對少數人的一個政策，存在著嚴重的不公平。有錢人可以買生育指標，我記得報紙上曾經登載過，說某地一個富人生了第三胎，罰款80萬，頭一天給他發了罰款通知，第二天他就扛著一麻袋錢去，數了一百萬，說多給20萬，你們也辛苦。
窮人可以流蕩到他鄉生育，生一堆孩子也沒人管他們。“大腕”們可以拿了外國綠卡回中國生孩子，想生幾個生幾個，隻有那些城市裏循規蹈矩、老老實實的工人、教師、公務員不敢生、不能生。因為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太高了，一個獨生子女的教育費比過去三個孩子還要高，家長的期望太大了，所有的寶都壓在這個孩子身上，從幼兒園開始就要拿高額的讚助費，幼兒園升小學是一場決戰，小升初是一場惡戰，初升高又是一場惡戰，高升大是生死搏鬥，大學畢業就業又要費盡移山心力。
所以我覺得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計劃生育領域的不公正，這才應該是學者們討論和關注的重點。你不要從純粹理論去推論，按照人口模型、數學模型來推論，首先要了解中國現在的生育到底是什麼狀況，中國目前的人口到底是多少？把這些情況都調查清楚之後，再來製定一個合理的公正的生育政策。我也聽過關於一對夫婦都是獨生子女便可生育二胎的說法，但這貌似的公正，其實還是封建的家族觀念在起作用。如果一對夫妻，因為一方不是獨生子女就隻能生一胎，那麼就是讓這個第三代的獨生子女，替他（她）的祖輩承擔責任，而忍受無兄弟姐妹的孤獨和痛苦。
問：既然追求真實性，為什麼第五章會出現一個虛構的話劇？
答：最後的章節變成了一個話劇，徹底的虛構，又推翻了前四章的真實性，是為了跟前麵形成一個互相補充，互相完善的互文關係。可以說前麵四章的內容，就是為了最後推出這個話劇。這也是小說裏麵蝌蚪和杉穀義人一直通信不斷討論的東西，他想把姑姑的故事寫成一個話劇，他不斷的把他姑姑的一切、包括他本人的一切告訴這個杉穀義人。他姑姑的故事講完了，他自己的故事也差不多講完了，話劇也就完成了。這個話劇既是從這個小說裏生出來的，它是從前麵書信體的敘事的土壤裏麵成長起來的。話劇部分看似說的是假話，但其實裏邊有很多真話，而書信體那部分，看似都是真話，但其實有許多假話。
我覺得長篇小說結構很重要，每次在構思長篇時都在結構上挖空心思，希望能夠以跟以前的小說不一樣的結構來講述一個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遲遲沒有動筆，就是因為在思考結構問題。每一部小說一定有一個最適合它的結構，如果找到了這個形式，那形式本身也會變成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內容和形式就會互相補充、相得益彰。
如果找不到這個形式，寫作就會很痛苦，始終不知道該先說哪一部分，後說哪一部分，也找不到講話的語調。 為什麼這個《蛙》寫了15萬字又放棄？就是因為結構沒想好。現在這個結構是不是最完美的我不敢說，但是寫著特別順。電視劇可以這樣一年年的往下拍，但是我覺得小說還是要選取精彩的最有戲劇性的部分，書信體就為這種素材的選取和裁剪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問：你在創作上不想重複自己，希望有新的突破。
答：重複自己肯定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但是，再偉大的天才都有限度，何況我這種普通的作家。如果沒有自我提醒的話，很容易寫得越多，自我重複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個是故事可能重複，一個是語言重複，還有一個是結構重複，最可怕的是思想重複。
一個人剛開始寫作時可以用別人做假想敵，我一定要寫得跟誰不一樣，越到後麵就要把自己當成假想敵，能夠寫出跟自己以前的小說不一樣的小說肯定是很好的東西，即便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也是有價值的。這就是我反複提醒自己要力避重複。我不敢說《蛙》這部小說完全沒有重複，我不敢說這樣的狂話，但隻要語言上有新的追求，結構上有新的花樣，思想上有新的東西那就可以發表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