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樣，薑委員，將就點兒吧。”顧霖元帶著薑博襄從寢室、洗漱間到辦公室逐一巡視了一番，雙手抱肩地問了一句，與其說是寒喧，莫如說是炫耀。
“從一到一號樓，我就覺得象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薑博襄微笑著說。
顧霖元一聽，臉上透著得意的坦率：“不瞞你說，這一號樓是專為總部首長和大軍區一級領導預備的，所以平時很少有人住，安靜得很。軍以下幹部住在二號樓和三號樓。再說，一號樓又是獨門獨院，門口又有警衛把守，安全得很。所以嘛，我和韓政委商定，就把你們安排在這裏。”
“哎，顧副司令，”薑博襄聽罷連忙推辭，“我們還是到二號樓或者三號樓去住吧。住一樓，一來我們感到過於特殊了，就是住下了心裏也不踏實；二來要是萬一有首長來，給你們也造成被動，還是……”
站在薑博襄身邊的警備區政治委員韓銘沒等他再說下去，立刻搶著說道：“哎，薑委員，你就不要客氣了。剛才顧副司令講的是指通常在一般情況下，那麼有一般不就還有個特殊麼，你這次肩負一項重大使命，理應在生活方麵得一些照顧，對我們來講也是責無旁貸。顧副司令，你說對不對？”他說著眉毛一挑，向顧霖元遞過一個示意的眼色。
“對對對。”顧霖元立刻附和地，“我也是這個意思嘛。不過，他娘的，話從我嘴裏出來就成了歪嘴和尚。還是你們搞政工的嘴巴頭子象抹了潤滑油似的好使，過去喝得墨水又多，說出話來象他娘的熱湯園一樣，想抓也抓不住。”他說著冷冷地向韓銘和薑博襄臉上掃射了一眼，那宛如蛇信子一樣令人發噤的目光毫不隱晦地說出對他們的譏諷和不滿。
不過，顧霖元言外之意表白他過去沒有讀過多少書，這到是實情。
這位六十歲出頭的警備區副令員顧霖元，祖籍在燕山餘脈東麓的豐潤縣。在他爺爺那一代，顧家在方圓十幾裏算得上是個首戶。可是當他爺爺一命嗚呼不到兩年，便家道中落，一貧如洗。因由是他父親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他母親氣不過，自縊身亡。那年他才六歲，剛讀了不到一年的私塾。之後，命運之神對他進行了殘酷而不公平的待遇。先是淪為乞丐，繼而給有錢人家放豬，最後到縣城一爿米店學徒。一次因偷看米店老板趁老板娘回娘家而與縣城名妓小白鞋搞鬼叫老板發現被打得頭破血流，他一氣之下在米店裏放了一把火，逃之夭夭。後來參加革命後，除了五十年代參加過一次掃盲班，嚴格來講沒有參加過正規的文化學習。每次在填寫個人登記表時在文化程度欄目裏雖然也寫上初中兩個字，其實，娘稀皮，那是糊弄洋鬼子的。甭說別的，有一年女兒斐斐問他什麼叫四則運算，他裝模作樣地沉吟了半天，最後還是眼珠子一瞪：“連四則運算都不知道，老師怎麼給你講的？爸爸現在正忙著哪，去，問你媽去！”所以，幾十年來，他常常以大老粗自詡。特別在那文化水平越低越具有工農兵本色的年代，他常常慷概激昂地說：“咱是個大老粗，沒喝幾瓶墨水，還不照樣幹革命。憑啥？就憑敢把腦袋掖在褲腰帶上。軍人嘛，隻要勇敢加不怕死，就是好樣的。”這幾年，部隊強調提高文化素質了，他雖然不再以大老粗而自豪了，但是大老粗又轉化成另一種資本：“現在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可是，要是沒有我們這些大老粗當初為你們鋪路搭撟，你們能這麼安安穩穩地又是上電大又是進學院，能拿到紅彤彤金閃閃的文憑麼？”
對於顧霖元無不帶有怨氣的嘲諷，在警備區換一個人也不敢執言以對。韓銘卻敢。這倒不是因為韓銘是政治委員和黨委書記，而是因為在“文革”吋造反派批鬥顧霖元在抗美援朝時曾“當過逃兵”而當時任警備區警衛連指導員的韓銘保護過他。韓銘對於他可謂有再造之恩。所以，盡管韓銘在顧霖元眼裏依然是小字輩，既屬於嘴上沒毛，又沒有輝煌曆史，也沒有強硬的後台，但在顧霖元心目中卻擁有其他人難以比擬的特殊地位。
“顧副司令，你這話可打擊麵兒太寬了。難道政工幹部都是嘴上……”
顧霖元知道自己冒炮了，急忙說：“打個比方嘛，也是句玩笑。”他又馬上轉移話題地，“薑委員，去會議室吧，市委的領導已經坐等了。”他說完暗暗地橫了韓銘一眼，“狗日的，人家薑委員沒介意就算了，你倒是窮找補什麼！”
韓銘知道顧霖元在瞪他，卻全然裝作沒看見，而是一麵陪薑博襄向會議室走著，一麵談笑風生，顯示出一副大度的寬容，一種超然的飄逸。
薑博襄偕同韓銘來到裝飾得如同寢室樣豪華的會議室，悄聲與市委姚書記談論著什麼的副市長鄧恒壽連忙站起，躬身讓座。相比之下，市委姚書記顯得愈發老成。他隻是欠了欠身子，屁股卻沒有離開鞣皮沙發，使人覺得既不失禮貌，又不失身分，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處。
薑博襄明白，市委的姚書記和副市長鄧恒壽所以不去寢室而在會議室等候，其用意是十分明顯的。眼下的所在，是警備區的地盤，警備區用什麼規格接待他們，那是警備區的事兒，作為同是東道主的市委，還是盡量回避為好。常言道，與人方便，自己也方便。因此，他們這樣做是相當老練和高明的，無形中，也透露出他們彼此之間的戒備、防範和距離感。瞧，已經頭上掛霜的市委姚書記在薑博襄落坐後，定定地坐著，眉梢不抖，眼皮低垂，一副超凡脫俗和意守丹田的神態。
薑博襄的介紹除去一頭一尾必不可少的官樣辭令，渉及到的實質內容用了不過十來分鍾時間。而在這十來分鍾時間裏，傳達上邊兒對查清史曼這個女騙子的指示又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至於對史曼這個女騙子本身的情況他隻是大而化之地講了幾句，他所以這樣籠而統之地講幾句絕非源於他對史曼的情況掌握甚少，而是一種策略和藝術。這時刻，愈原則，就愈發顯得有一種宏觀的把握和透視。相反，愈想講得具體，則會愈發顯得不具體。
這便是辯證法的魅力。
“薑委員，你們斷定那個叫史曼的女人到了濱海市了麼？”市委姚書記待薑博襄介紹完情況後，沒有做諸如“市委要指派有關部門密切配合”之類的表態性辭令，而是冷丁問了一句。
這句話的確問得突兀，令薑博襄有些措手不及。但他還是回答了，而且回答得並不吱唔搪塞：“剛到不久。”
副市長鄧恒壽聞聽，多皺的臉上痙攣了一下，嗓音帶著抑製不住地驚訝：“具體什麼時間？”
“三天前與我們同時乘坐這次火車。”
“這麼說你們已經與她有過接觸了？”警備區政治委員韓銘手指間夾著的大重九牌香煙定在嘴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