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關係下的現實主義外交
文化·曆史研究
作者：王塵子
摘 要：18世紀末，越南國內政局發生劇烈變革，中越傳統的宗藩關係麵臨著巨大考驗。文章運用現實主義外交理論，重點分析了1788年至1790年間中越政府在處理兩國外交關係中所堅持的立場和采取的策略，得出了即使是在以“王道治藩”為主旨的宗藩體係內，宗藩雙方在外交上仍遵循“務實共贏”原則，對收益和成本的實際情況保持著清醒的現實主義認知的結論。
關鍵詞：近代中越關係；宗藩體係；現實主義外交
中圖分類號：K25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4）01-0129-04
在封建時代，中國與周邊國家存在宗主國與藩屬國的關係。表麵上看，傳統中國的宗藩關係以“王道治藩”和嚴格的等級製為核心，統治者的“德”在宗藩體係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孔子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唐代李延壽也曾說，有德則來，無道則去；明朝洪武皇帝也說過，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夷所得，非有意於臣服之也。對“王道治藩”精髓的闡釋在曆朝曆代都被統治者反複強調。但是，傳統中國在“修文德以來之”的對外關係下同樣秉持濃厚的現實主義思維，在具體的操作中，即使麵對一個傳統的藩屬國，中華帝國仍會采取審慎又精明的外交策略，對外交政策可能產生的收益和成本進行細致權衡。“王道治藩”下的現實主義外交戰略，在1788年至1790年清政府對越南國內事務的處理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一、中越宗藩關係的大背景和越南西山暴動
越南是東南亞國家中受中國影響最深的國家，也是東南亞唯一一個全麵接受儒家思想的國家。公元前214年，秦王朝管轄範圍涉及到越南北部；公元前111年，漢武帝滅南越國，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區設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實行直接行政管理。到五代十國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越南一直是中國各朝代的直屬領土，越南於五代十國期間獨立之後，中國和越南在漫長的歲月中始終維係著明確的宗藩關係。
18世紀末，越南進入了曆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1620年後，越南的正統後黎朝國王逐漸失去權力，國家大權旁落在南北兩個互相爭鬥的“公國”手中。而到18世紀的最後25年，由於繼承問題和嚴重的官場腐敗，南北兩大家族的勢力也已嚴重衰落，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與日俱增。1771年，阮嶽、阮侶、阮惠三兄弟在越南南部的西山揭竿而起，史稱“西山暴動”。西山軍在迅速擊滅兩個公國之後實際上架空了黎王的權力。1788年，黎朝國王在恐懼之下逃離都城，他的家人直接來到中國避難並請求清政府的援助。自此開始，作為宗主國的清政府被深深地卷入了越南內政。
二、1788年至1790年清政府對越南現實主義外交的演變過程
（一）第一階段：清政府派遣遠征軍幫助黎王恢複權力
在曆史上，外部進攻和內部叛亂的危險聯係常常是中國政治的重要特點，考慮到黎氏王朝已經為清朝守藩納貢百餘年，是中國最具戰略價值的藩屬國之一，乾隆皇帝在收到黎王請求後便很快諭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統帥兩支遠征軍開赴越南。1788年10月21日，清軍進入越南，不到一個月，遠征軍到達河內，受到了當地民眾的夾道歡迎，幾天後黎王的冊封典禮正式舉行，清政府“扶弱濟困”的第一目標就此達成。但是接下來清廷與遠征軍，更確切地說是代表朝廷的軍機處和遠征軍主將孫士毅在是否要剿滅叛亂勢力的問題上卻發生了嚴重分歧。根據正統的宗藩邏輯，在藩屬國的請求下，宗主國有幫助藩屬國掃平叛亂的責任，同時就現實情況來看，即使黎王暫時被扶植上位，但假如西山軍沒有被徹底擊垮，則黎王的權力仍然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對這一點遠征軍將領們有著清晰的認識，遠征軍統帥孫士毅拒絕了清政府的賞賜，他認為隻有等俘獲叛軍首領之後才有資格受賞，同時孫士毅了解到西山軍內部存在分裂可能，於是決定直搗叛軍巢穴[1]。但是，代表清政府的軍機處卻有著不同的想法。
軍機處並沒有局限於傳統的宗主國責任和政治道義，而是認為既然恢複黎氏王位的目標已經達成，遠征軍應當立即班師回國，軍機處給出的退兵理由帶有濃厚的現實主義色彩。首先，軍機處認為繼續遠征成本太高。雲南邊境至河內必須設立大約40個糧倉以為遠征軍提供充足補給，而河內距叛軍老巢廣南2000多裏，需要再設53個糧倉，同時另外派出10萬人的遠征軍，繼續進軍的供給成本相當高昂；其次，中國軍隊很難適應越南當地潮濕悶熱的氣候，如果戰爭一直持續到雨季，則熱帶疾病所導致的非戰鬥減員問題很有可能加劇，極大地提高人員損耗；第三，清政府不想讓越南人誤會中國進行幹涉的真正意圖，換言之，遠征軍在恢複了黎氏王朝的地位之後繼續留駐越南可能會使越南民眾認為中國有重新將越南納入帝國版圖的野心，而這無疑會增加越南對抗中國的可能性，進而引起邊境地區的動蕩[2]。不難看出，軍機處的這三條退兵理由實際上是在對供給、人員、邊境隱患三方麵的國家利益和戰爭成本進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