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給我定的題目是“好人要聯合起來做好事”，這是教育家楊東平教授提出來的。這裏有三個概念：“好人”、“聯合”、“做好事”。“好人”就是一些理想主義者，“聯合”就是組織起來，就像“為中國而教”這樣，“做好事”，就是做公益的事。我今天的演講想把這樣一個命題深入一步：為什麼要聯合起來做好事，這對我們自身有什麼意義？所以我要講的題目是：“給生命以意義”。
一、我們所麵臨的生命存在危機
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命題？因為當下中國的老百姓、青年、知識分子都麵臨一個生命失去意義的問題。我們的討論就從這個問題開始：我們麵臨怎樣的生命存在危機？
這裏有一篇二〇一三年七月四日《南方周末》的報道：《他們為什麼選擇去死？——農村自殺者檔案》。有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
中國平均每年有二十八萬人自殺，二百萬人自殺未遂；
據二〇〇九年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每年全球有一百萬人自殺，有三分之一在中國；
中國的自殺者百分之八十在農村，農村自殺者是城市的三倍，其中女性自殺的比率比男性高百分之二十五；
在中國的自殺者中，有兩個自殺的高頻率人群，十五至三十四歲和六十五至七十四歲。
我想每一個正視中國問題的人都必須麵對這樣一個嚴重的血淋淋的事實：為什麼會這樣？自殺的原因可歸結為三大因素——經濟困境、精神困境和道德困境，這是壓在中國人心靈上的三座大山。
前些年有一位研究生自殺，他在自殺前擬了一個表，分別列出活著的理由和死的理由，結果死的理由比活著的理由多，他就自殺了。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震動，我由此敏感到：當下中國人“活著的理由”成了問題。我有一本書就叫《活著的理由》。我想，這不僅是自殺者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我自己的問題：我們活著，到底是為什麼？在座的每一個年輕朋友，都不妨也這樣問問自己。
這就需要談到我們所生活的時代，諸位成長的背景：你們是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極度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時代中成長起來的。這本無可厚非，但一旦將它絕對化和唯一化，即把經濟的發展、物質的享受、個人的發展，變成唯一的追求、生活中的全部，就會產生嚴重後果：把人變成純粹物質化和個人化的經濟動物，這是對人的本性和生命存在的扭曲和異化。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當前的問題所在：人的欲望不加節製地極度膨脹；對個人利益的追逐，成為人活著的唯一動力。社會對人的評價就看他能不能賺錢，能賺錢就有一切：地位、美女、榮譽等等；不能賺錢，就什麼也不是。生命存在的危機就是這麼造成的：當人僅僅為錢，為欲望活著，缺少精神的支撐的時候，不僅會因為生活遇到挫折，物質欲望不能滿足，而感到生命的無價值；反過來經濟富裕了，有錢了，也會覺得生活空虛，產生生命的虛無感，失去活著的動力。不論是窮人、富人都覺得活著沒有意思。這是把生活絕對物質化、個人化的結果。這是一個後果，而另一個後果是當個人利益成為人與人之間連接的唯一紐帶和尺度，人際關係便會變得冷漠，會產生和他人隔絕的孤獨感。當人覺得自己的生和死都與他人、社會無關，甚至沒有人需要或者關心自己活著時，也會喪失活著的動力。
魯迅先生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他把人的活著分成兩個層麵，為自己活著和為他人活著，即是為愛我者活著。在當下中國這種應試教育的背景下，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也發生變化，父母對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應試成功。當應試的功利化成為父母和子女之間連接的紐帶時，親情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冷漠，為愛我者活著的生命存在的動力就沒有了。
還有，我們的應試教育已經完全剝奪了孩子童年的快樂，剛才有老師講鄉村記憶，如果童年不快樂，鄉村記憶也就失去了。活得不快樂，沒有生之樂趣，那就不如去死了。
我們的生存環境也在急劇惡化。不僅環境汙染，空氣也汙染，食品越來越不安全，吃什麼都害怕，不敢吃魚，不敢吃肉，等等。中國正在逐漸成為一個不適合居住的地方：這些都在剝奪我們活著的理由。即使我們這些不自殺的人，也覺得活著越來越不舒服，不自在，沒意思。我們現在麵臨的，是一個能不能讓我們自己以及子孫後代有意義地、健康地、快樂地活著的問題，這關係著民族現實和未來的生存，實在非同小可。
針對這樣的危機，我們應當針鋒相對提出一個正麵命題：讓我們有意義地、健康地，快樂地活著！這應該是我們的目標。關鍵是要有意義：生命有了意義，生活就快樂；隻有活得有意義，身心的健康才有保證。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二、由自己來賦予我們的生命以意義
緊接著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賦予我們生命以意義？怎樣尋求這樣的有意義的、快樂的、健康的存在方式？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青年人有各種各樣的，有睡著的，玩著的，醒著的。對睡著的玩著的，生命意義不是問題，因為他們覺得睡著玩著就是意義。但是，那些醒著的青年，因為不滿意、不滿足現有的生命存在方式，於是，就要尋求新的生命意義。諸位大概就是這樣醒著的，或將要醒著的青年，你們千裏迢迢前來，就是尋找生命的意義。魯迅說，覺醒的青年最喜歡“尋導師”。諸位聽我這個老頭子演講，大概也是希望我憑借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訴大家：生命的意義在哪裏？
我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更準確地說，我也在尋找。即使找到了路，也隻是適合我自己，沒有把握，也不敢向諸位推薦。怎麼辦？魯迅先生有句回答：“青年何須尋找那些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劈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魯迅的意思很明確：無須去尋求他人，由自己來賦予我們的生命以意義！如果覺得力量單薄，那就“尋朋友，聯合起來”。這就是我一開始就說的“好人聯合起來做好事”，也為自身的生命尋求意義。
三、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
我們再把討論深入一步，提出第三個問題：我們已經聯合起來了，應該從哪裏入手，從哪裏開始？
這是我們這樣的誌願者公益組織，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我認為應該確立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從改變自己的生活開始，從改變自己的存在開始，以建設你自己，作為建設社會的開端。
這就需要談到當下中國社會，特別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焦躁、牢騷和怨憤的情緒。坦白講，我和大家一樣麵臨很大的困境：對現實不滿，但又無能為力，就陷入一種膠著的狀態，焦躁、牢騷、怨憤，就這樣與日俱增，難以解脫。這裏，確實存在一個矛盾：中國的問題，大家看得越來越清楚，最關鍵的是必須進行體製改革。但是我們作為一個無權無勢的普通人、普通學生、普通老師，又很難參與體製的改革。但我們又不能隻發牢騷，無所作為。怎麼辦呢？就從改變自己的存在做起。我們既不滿意於現行體製下占主流位置的觀念、價值、道德、行為，那麼，就按照自己認定的新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自己行動起來。在這個追逐物質享樂的消費社會裏，我們這一群人嚐試物質簡單、精神豐富的生活方式；當許多人奉行極端利己主義，拒絕任何社會責任和承擔，我們這一群人嚐試利己利他、自助助他的新倫理；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的叢林法則，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時，我們這群人嚐試著把他人當作兄弟姐妹，誌願服務；在這個充斥著謊言的社會裏，我們這群人努力地部分生活在真實裏，等等。整個社會我管不了，但我自己或我們這一群人卻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這是可以做到的，隻是看你做不做。
這樣一種思想理念和行為方式，顯然是另類的。在現實中我們是孤獨的，我深信在座的諸位，在你周圍的同學和朋友眼裏，你們都有點傻，包括你們千裏迢迢地跑到北京，聽我這種傻教授講傻話，這本身就是不合時宜的。因此我們需要聚在一起，要尋找同行者。但我們所做的事，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一點，我們心裏是有數的。不然，我們就不到這裏來了。
意義在哪裏呢？首先，我們的追求和主流的觀念、意識和行為方式是具有內在的對抗性的，通俗點說，就是“不跟你玩，我要自己玩”，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立意誌的表現。但我們又不采取對抗、批判的方式，而是在現有的框架內加進一個異數，成為一種“第二文化”、“第二教育”、“第二結構”、“另類生存方式”。一統天下就這樣被打破了，這本身就具有非同小可的意義。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符合人性發展的要求的，因而具有內在的力量，現在又組織起來，形成集體的力量。隻要我們做得好，就會對我們周圍的人產生吸引力，我們的隊伍是會逐步擴大的。剛才有人提到，“為中國而教”開始隻有六個人，今天發展到一百七十人，就因為六個人做的事，本來就是符合人的生命發展的內在要求的，這種要求在大多數人那裏是潛在的，甚至是被蒙蔽的，現在少數先行者突破重圍，做成功了，就會產生喚醒、激發的效應，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參與。我們對自己的工作要有兩個估計：我們是先行者，開始會很孤獨的；但從根本上我們又是有力量的。我們要有自信。對不理解的、反對的人，不必和他論爭，而是用行動來說服他。我相信我們所做的事會像滾雪球那樣，不斷擴大，從改變自己的存在，到改變周圍朋友的存在，最後，就會形成改變社會存在的力量。
四、改變存在，就是道德重建、價值重建與生活重建
那麼，我們又要追問：這裏說的“改變存在”是什麼意思？其內涵是什麼？
我認為包含三個重建：第一，道德重建；第二，價值重建；第三，生活重建。我們要建立一個和現在主流意識不同的新的道德理念、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生活方式，這應該是我們公益組織、誌願者組織的三大目標。
第一，道德重建的核心是要正確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利己和利他的關係，簡單說就是要解決好“我”和“我們”的關係。
不妨作一點曆史的回顧。在中國近代曆史裏，在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我和我們的關係上，經曆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大家知道，在中國傳統文化裏，強調人首先是家庭的人，你是父母的孩子，必須服從家長；其次是社會的人，國家的人，你是皇帝的臣民，要絕對忠於皇帝。但很少強調人是個體的人，更不用說個人的利益和權利，有“我們”，沒有“我”。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反思中國傳統文化，就突出個人，強調個性解放。魯迅《傷逝》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句話“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幹涉我的權利”，就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但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越來越多，大家都覺得個人非常孤獨無力，個人沒有力量抗拒強大的社會黑暗勢力，就產生了團結起來，形成群體力量的願望。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形成集體主義的思潮，強調階級的力量，民族的力量。發展到了極端，就演變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倫理觀，這是對五四運動個人解放的一種反動。用群體利益抹殺個人利益，再發展到極端，就是“文化大革命”，個人的權利受到隨意的踐踏。到了八十年代，反思這種極端的集體主義，又重新回到強調個體，形成個人主義的社會思潮。在座的諸位正出生與成長在這樣一個鼓勵個人主義的時代，形成了強烈的個人意識，把追求個人利益，維護個人權利，視為天經地義。這本身並沒有錯，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曆史的進步：你們這一代再也不會像我們這一代那樣去做“馴服工具”了。但發展到極端，同時也會出問題，就會出現我最近批評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還有“粗俗的利己主義”。於是，這些年又回過頭來，強調集體、國家、民族。這是有必要的，但同時也要警惕，搞不好可能又走回頭路，要求為集體（國家、民族）的利益而無條件犧牲個人利益與權利。
你們看，近百年來中國思想界，總是在兩個極端搖擺：要麼隻有“我們”（集體、社會、國家），沒有“我”；要麼隻有“我”，沒有“我們”。一個否定一個，一個壓倒一個，甚至一個毀掉一個，而且不斷循環。我們今天要走出曆史的怪圈，就要科學地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就應該在“我”和“我們”、個人和社會、利己和利他之間，進行一種調節，回到中點上來，強調二者的統一和協調。根本的問題是要回到人性本身。人既是個體性的動物，又是社會性的動物。我因此提出一個命題，叫做“我中的我們”和“我們中的我”。什麼意思呢？當你強調“我們”的時候，不要忘了：“我們”的發展最終是要促進個人的發展，不要忘了“我”；當你強調“我”的時候，又別忘了：這個“我”是“我們”中的“我”，“我們”得到發展，個人才能得到發展。我們應在這兩者之間取得某種平衡。當然這是一種動態的平衡。這就是我們重新建立的新的道德觀、倫理觀。
第二，價值重建，其核心是要解決精神和物質的關係問題。我想講兩句話，第一句話是“物質是基礎”，沒有錢是不行的；第二句話是“物質不是目的”。這也涉及人的本性：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是有精神的動物，精神的追求更能顯示人的本性和本質。我們應該追求的是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平衡。這個平衡也是動態的。在我個人看來，應該追求必要和簡單的物質生活與盡可能豐富的精神生活。什麼意思呢？首先是“必要”，沒有物質生活的必要基礎，根本談不上精神生活，你得有飯吃，有衣服穿，要衣食無虞。但另一方麵，物質生活又應該是簡單的，不要過度奢侈。其實簡單的物質生活，可能是更接近人的本源的。但精神生活卻應該盡可能地充實、豐富。我對自己的生活要求是，物質上的中等水平，或者中上水平，精神上的高水平。從理論上說，物質和精神同時充分發展，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實際上具體到每一個人，隻能是物質與精神的相對平衡，又有所偏重。物質上追求多了，精神發展上就要受影響；用主要精力追求精神生活，物質上就不能要求太高。在我看來，公益組織的性質就決定了，它在處理精神與物質關係時的原則，隻能是物質上有基本要求，但要有節製；精神追求卻是無限的，主要是在精神上實現自己的價值——物質創造本身也是一種精神價值。
第三，生活的重建，關係著要“追求什麼樣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問題。前麵討論的簡單的物質生活、豐盈的精神生活，這也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這裏要補充兩點。第一點，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流動於城鄉之間，同時享受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這裏有一個觀念的問題。我們通常用進化論的觀點，來看待農業文明、鄉村文明和工業文明、都市文明的關係，先驗地認定：農業文明、鄉村文明是落後的，工業文明、都市文明是先進的；農業文明、鄉村文明必然被工業文明、城市文明所代替。這樣的線性進化論是可以質疑的。應該承認，農業文明、鄉村文明和工業文明、都市文明，各自都有自己的獨特價值和魅力，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它們應該互補，而不是一個消滅一個。我曾經寫文章討論農業文明、鄉村生活的優勢，我講了三點。其一，它和大自然的密切關係。人生活在自然中，腳踏大地，仰望星空，這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其二，農村有非常豐富的民間風俗、文化。其三，農村人的居住方式是自有優越性的，一家人住在一起，鄰居隨時來串門，就培育了濃鬱的親情和鄉情。這三方麵，對人的健康發展非常重要，恰恰是都市生活所欠缺的。我最感痛心的，就是隨著工業化的高速發展，農村文明正處在被消滅的過程中，即使是在農村，大自然都被汙染了，農村民間文化隻剩下商業化、空洞化的表演，農村沒人了，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利益化，親情、鄉情都越來越淡薄了。於是，就提出了“鄉村文化重建”的問題。同學們下鄉支農，除了關心和參與鄉村教育，還應該關心和參與鄉村文化建設，這兩者是有內在聯係的。自由流動於城鄉之間，同時享受鄉村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盛宴，這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大家到農村支教，特別是在城市裏長大的同學，我覺得這是一次改變你自己的生存狀態的大好機會，你在支教的同時也要盡享農業文明、鄉村生活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