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代史家唐德剛先生走了。
對於一九二〇年出生的他來說，無疑是生逢亂世，曆史在他不隻是安身立命的職業，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經曆和生命體驗。他不僅身曆軍閥爭戰、國民革命、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一係列大曆史，而且與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胡適等許多曆史的創造者有近距離的接觸。因此，他筆下的曆史是活的，裏麵有他自己的生命親證，那些曾與他血肉相關的時間早已沉澱其中，混合著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筆才會如此縱橫自如，大開大闔，不拘一格。
他是曆史的研究者，更是親曆者。雖然他在一九四八年就離開了生養他的這片大陸，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邊，又何曾一刻忘記與他血脈相連的母國？母族的興衰禍福始終縈懷於他的心頭，一生難以放下。因此，他才會在一九九九年寫下這些話：“我們都是這個時代的過來人。……真是感慨萬千，一言難盡。尤其是我們學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搶，再眼看他改革開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峽史觀”既是他讀史的心得，也是他閱世的總結。
正是他在遙遠的異鄉，一次次在落日樓頭，斷鴻聲裏，將興亡閱盡，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才領會到曆史的奧秘。一九九六年九月，他在台北《傳記文學》發表《中國國家轉型論提綱》率先提出了兩百年出“三峽”說，中國政治社會製度的第一次大轉型是在兩千多年前，從封建製轉到郡縣製，前後經過了二、三百年才最終完成：
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曆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曆時兩百年。自一八四〇年開始，我們能在二〇四〇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曆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
他自稱這是“積數十年治學與教學的心得，對祖國曆史，和國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淺的認知和‘大膽的假設’。”三年後，他在另一文中進一步發揮這一觀點：
過去五千年的一部中華通史，實是一部“帝王專製史”；而今後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華通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轉變，實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轉者也。這就是吾人所謂的“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專製”，所牽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個政治社會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製度的集體運作，也是一部統治機器的有效操縱。“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種製度，也是杜威、胡適師徒，口口聲聲的所謂“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也。所以從帝王專製，要轉變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就。二者要從政治經濟轉型開始，而一轉百轉，要全部轉完，實非數百年不為功也。
“兩百年出‘三峽’”說因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書的開篇而廣為流布，引起相當的關注。二〇〇〇年六月，兩位與唐德剛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九二〇年出生的許良英先生與一九二三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間對此有過一番討論。李先生認為，根據“兩百年出‘三峽’”說，還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長；研究自然科學史出身的許先生則有不同看法，認為“曆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促成曆史發展的因素是很複雜的”，他不相信曆史可以預見，而是深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侮”。
當然，作為史家，唐德剛先生深知曆史不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預測的“偶然”或“變數”。他曾當麵對張學良說，西安事變改寫了中國曆史，也改寫了世界曆史，那就是曆史中的“偶然”。曆史就是由“必然”與“偶然”相互激蕩而成的。
其實，“三峽”史觀的價值並非是時間上的預測，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峽”的問題，而是對一種隱隱約約的曆史脈絡的清晰洞察，更是對本民族命運與前途的深情關切。在漫長的時光中，此生都與母國同憂樂的一代史家，讀史閱世，奉獻出了這一“大膽的假設”，就是要我們去“小心的求證”。我相信，對於“三峽史觀”的討論，並不會隨著他的逝去而終止。但是，他對曆史演變路徑或者說方向的把握則是無須質疑的。
唐德剛先生走了，曆史仍在“三峽”中。
二
千千萬萬的中文讀者記住了唐德剛這個名字，大約主要是因為他的《晚清七十年》。其實，作為史家，他真正的功業建立在口述史上，那是他“紮硬寨、打死仗”的專業，《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都已成為這個領域扛鼎的範式之作，可以藏之名山、傳之不朽。我有時甚至想，《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這些通俗性曆史作品，隻不過是他的“業餘”之作，屬於無心插柳，而不是他的刻意經營。
口述史本來就是記錄曆史的古老形式，司馬遷文采風流的《史記》即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唐德剛給口述史注入了新的因素，樹立了活的範例，設定了具體的標準，這是他對現代史學的一大貢獻。口述史並不等同於我們平常說的“口述自傳”“口述回憶”，如果隻憑傳主個人並不可靠的記憶，缺少詳實可靠的檔案和其他材料的相互參證和補充，算不得真正的口述曆史。唐德剛說，口述曆史絕非是一個人講、一個人記下來那麼簡單，那樣至多是一堆口述史料。在他的《胡適口述自傳》中，胡適的口述大概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證補充上去的。《李宗仁回憶錄》中，李宗仁的口述隻占到可憐的百分之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是他從報紙、圖書館到處搜求資料補充、考證而成的。以這個標準來衡量，近年出版的《張學良口述自傳》無疑是不及格的，至多算個毛坯，離最後的成品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