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亞洲中部及蒙古高原沙多風多的情況是地理位置決定的。沙多是因為高原的中央盆地分布著浩瀚的沙漠和戈壁，沙性土壤常年裸露。風多是因為受太平洋季風和北冰洋季風的影響，有所謂“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的調侃。特別是春季草原上的氣候極為少雨多風，天氣回暖、地麵升溫後沙粒和塵土極易被風卷起刮走，因而風起沙走的天氣現象在春季十分常見。普通弱風、旋風吹起的沙塵待風力削減後即會靜止，移動的距離很短。但是在遇到上下垂直運行的強對流風和6級以上大風時，就會形成影響範圍很大的沙暴和塵暴。沙暴俗稱“飛沙走石”，因吹起的沙粒較大，隨風搬運的距離不會太遠。而塵暴天氣可以將微小而較輕的塵粒吹到高空，影響到下風向乃至跨國跨洋的廣大區域。沙塵暴是自然現象，人類不可阻擋。例如地質時代來自中亞和蒙古大漠的沙塵暴由於祁連山、賀蘭山、陰山削減風速，使大量塵土落地形成了現今的黃土高原。史籍記載漢軍征討匈奴，沙塵暴可以改變戰爭的勝負格局。雖然沙塵暴的發生取決於大自然，但是沙塵源受到人類活動的廣泛影響而可以增加或減少。濫墾、過牧、樵采植物可以使沙塵源擴大。人為保護和治理可以使沙塵源減少。影響我國的沙塵源主要是蒙古高原中部的戈壁、沙漠與沙地，其次是中亞，特別是裏海和鹹海附近的幹旱地區。最嚴重的沙塵暴稱為“黑風暴”，能見度為50米以下，甚至可以是零。在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草原，20世紀60年代曾出現過數次白天在蒙古包都需要點燈照明的黑風暴，這是不是前蘇聯中亞地區的黑風暴延伸而來尚待考證。據報道1993年春季的沙塵暴中，烏蘭察布盟的四子王草原，在羊圈內臥息一夜的羊身上可以抖下好幾斤沙土。近些年這樣極端嚴重的風沙現象在草原上並未見到報道，但是在華北乃至日本和韓國的媒體報道中則顯示沙塵暴呈越來越多越強的趨勢。這說明同一場沙塵暴在不同地區給人們形成的感覺和危害是有區別的。其形成和防範規律還需進一步研究。沙塵暴雖然對牲畜不會造成直接的大批死亡，但它會嚴重惡化生產條件。伴生的損失也是十分嚴重的。
遊牧業不僅遭受多種自然災害的頻繁襲擊，而且災後恢複生產也十分緩慢，必須要經過兩三年甚至四五年才能完成繁殖、生長、育成的生產周期。以綿羊為例，頭一年秋季配種懷胎，第二年春季產羔，第三年才能達到可供繁殖的最低年齡。牛和馬還需再延後1年左右，駱駝則再需延長2年。牲畜生產還有一個與其他財富增長不同的特點，即種群（生產規模）越小，恢複增長越困難。困為牲畜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於一體，隻有首先滿足人的食用（生存需要）之後才有可能用於積累生產。這也正是一部分富戶（巴彥）牲畜越多增長越快，而大量的小戶總是進不了牲畜自然增長線、不得不租放畜群（蘇魯克）的直接原因。20世紀40年代之前，以富饒著稱的錫林郭勒草原，租放“蘇魯克”的牧戶仍然達到30%以上。1977年錫林郭勒盟遭受特大雪災後，各級政府從其他盟調運大量母畜幫助災後恢複生產，但有的地方十年後仍未恢複到災前水平。
饑荒和戰亂限製人口增長
自古以來，草原牧區給世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地廣人稀”。匈奴統治草原時，史籍中即留下了騎馬“行一日不見人”的記載。這種景象在20世紀末的草原腹地仍然存在。根據《中國古代人口》記述，內蒙古地區從東漢到唐代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裏0.6人~0.06人之間徘徊。近代各個草原牧區的人口密度也是在這一範圍內。這說明在遊牧狀態下人口增長的內在局限性。
生產方式決定草原的人口承載能力。著名學者王明珂在《遊牧者的抉擇》一書中認為遊牧的基礎是充分利用草食動物的食性和它們卓越的移動力。他認為同樣養活一個五口之家，中國農業精華地區隻需一畝農田，較貧瘠農業區需6~10畝，而在內蒙古東部草原遊牧區則需要6000~8000畝草場。他的這一比較還未包括牧草產量極低的荒漠草原。如果按生物增長的數學模型將人口生育、生長和壽命等因素考慮在內進行計算，草原地區的人口應是至少數以億計，但實際上直到20世紀40年代時，300萬平方公裏的蒙古草原上隻有人口不足200萬人，包括城鎮、寺院人口在內平均每平方公裏不足1人。實際人口與理論計算的差異正是由資源及其轉化方式的限製所決定的。這一判斷可以從遊牧民族“牧轉農”地區出現人口快速增長的事例得到反正。科爾沁草原的蒙古族受女真（滿）、漢等民族農耕經濟的影響，在曆史上最早開始逐步轉變為以農耕為主的生產生活方式，結果成為蒙古族人數最多、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中亞，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等民族在數百年前開始轉向農業為主或農牧兼營後，人口也出現了快速增長。
紛爭和分裂消耗人口。內外紛爭貫穿於遊牧曆史中。與中原一直冠以“華夏”不同，草原民族在曆史上出現過許多部族名稱。在匈奴統一前的史籍中，中國北方草原上曾出現過20多個不同族名。《蒙古秘史》描述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之前的狀況是“天下擾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匈奴、鮮卑、突厥、蒙古建立過威震世界的草原帝國，但仍然是統一的時間短，分裂的時間長—先是帝國內部分裂為東西或南北兩部分，接著進一步分裂為部落、氏族等大大小小各自為戰的遊牧集團。不同集團之間經常因為爭奪草場、牲畜、勞動力、妻妾或因複仇而發生武力衝突。有時在同一民族或家庭內部也會因爭奪食物而發生你死我活的爭鬥。古籍記載，北匈奴於公元83年降漢的部落首領隻帶來3.8萬人，每人隻有3~5頭牲畜。公元287年匈奴部落首領率眾驅畜降晉，人口1.15萬人，每人平均隻有2頭牛、9隻羊。牲畜擁有量遠低於維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量。可見饑荒對草原遊牧民的災難性影響。在遊牧民族中，蒙古留下了較為完整的史料，也便於找到當時食物短缺的證據。例如，幼年時期的成吉思汗（鐵木真）喪父後，所在部族即剝奪了他家七口人獲得食物份額的權力，並在遷往夏營地時遺棄了他們。從此，在既無牲畜、又無人資助的情況下，不得不靠采集植物、捕捉獺鼠、射鳥捕魚來充饑。鐵木真的同父異母兄弟因搶奪鳥和魚而悲慘地被射死。再如，成吉思汗的嫡孫忽必烈在元上都稱汗時，另一位大汗已在當時的蒙古都城哈喇和林登上汗位，“總領漠南漢事”，掌握糧食來源的忽必烈斷絕向蒙古本部運送糧食和生活物資，迫使對方就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取得了的勝利。由此也可看到遊牧社會對外界輸入食物的依賴程度。
對外征戰導致人口大量減少。草原帝國一旦形成，向南、向西征戰和掠奪就成為解決食物和其他物品短缺的主要途徑。古籍中有不少記載匈奴“單於南下牧馬”和漢朝皇帝多次派遣軍隊直搗黃龍（匈奴統治中心—龍庭）的記載。戰爭雙方無論誰勝誰負，都會消耗大量人口。征討匈奴、突厥等遊牧民族經常以“消滅十餘萬騎”來描述，在當時遊牧民族的總人口中是很大比例。曆史上匈奴時代發生的蘇武牧羊、張騫通西域時被匈奴扣留數年充當牧羊人的故事，都反映了草原上勞動力的缺乏。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草原後，向西、向南征戰的對象都是軍事強國，可想而知戰爭中消耗人口的程度。成吉思汗曾命令15歲~70歲的男子在戰時由十戶長、百戶長率領參戰。怠慢或逃避時，連同妻子兒女一同治罪。成吉思汗分封到歐亞草原的四大汗國也帶走了大量軍士和人口。忽必烈統一中國後，把蒙古人、色目人確定為有統治權的上等人，也必然把大量人口從草原分散到全國各地。有學者研究在遙遠的北歐和中歐的民族語言成分中，有大量的通古斯—蒙古語成分。這也可以證明草原民族遷徙分布的地域之廣。
疫病流行造成人口銳減。幾千年來草原民族的食物一直是非乳即肉，其他種類很少。考古研究與史籍記載雖然證實匈奴時代即有種植業存在，但規模數量和分布範圍都是極其微小的。穀類食物的缺乏對食物供給的季節性均衡和人體健康都有重大影響，加之生活環境條件嚴苛和缺醫少藥，疾病對人口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特別是俄羅斯東擴後，將歐洲的天花、麻疹、猩紅熱、斑疹傷寒、梅毒等傳染病傳播到西伯利亞，進而漫延到整個草原。有資料記載，公元1630年天花病首次在西伯利亞出現時，死亡率高達50%。有些地區在疾病流行過後，整個部落人口所剩無幾。梅毒對人口生育的影響一直影響到20世紀中期，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組成防疫隊深入牧區進行突擊治療，才在內蒙古地區得以消滅。
宗教職業化削弱人口增殖能力。草原民族本來信奉的是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後，采取了諸教並重、兼容並蓄的宗教政策。但是蒙元貴族最為推崇的還是佛教，包括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喇嘛教）。史稱元上都城內165所佛寺“院院翻經有咒僧，垂簾白盡點酥燈”，因耗費過大，不得不減少“定為百四所”。明代北元之後，蒙古社會長期處於分裂動蕩之中。喇嘛教宣揚靈魂不滅，勸人獨善其身，引導虔修來世，融醫藥修煉為一體的教義，既能滿足王公貴族來世繼續享樂、要求部眾順從統治的願望，又能滿足普通民眾解除生老病死不盡磨難的願望，因而經蒙古帝王推崇，成為蒙古地區唯一正統的宗教。清朝統一蒙古草原後，看到“蒙古人尊信佛教，唯言是從”，宣稱“興黃教，即所以安眾蒙古，所係非小，故不可不保護之，以為懷柔之道而已”。一時間“蒙古各地寺廟林立，僧眾遍布”。到清朝後期，內蒙古各旗普遍有寺廟20多座，多的達四五十座，喇嘛專職人數占蒙古族男性人口的30%~40%，有些盟旗達50%以上。青壯年男子成為職業僧人，不僅使牧區勞動力極為缺乏，而且喇嘛教禁止僧人娶妻生育，嚴重影響人口增殖。因此清代雖然蒙古草原的社會總體上安定統一，但卻人口劇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