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遊牧的變遷
史料表明，中亞自古以來就是綠洲農業和草原遊牧並存的地區。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統治中亞時，遊牧業得到加強，同時綠洲農業也在發展。遊牧帝國對農業區的統治主要表現為收貢繳稅，並未改變生產與經濟結構。但是隨著人口增長，中亞地區的遊牧在近代以來不斷向農業和半農半牧變遷。
中亞農業溯源。考古資料表明在距今7000多年前，在南土庫曼即存在著早期的農業文化，包括作物種植和家畜飼養。約在公元前500年前後，花剌子模地區的農業生產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坎兒井”和一些灌溉技術已得到推廣。種植作物除糧食外，還有葡萄和各種果木蔬菜及飼草苜蓿。古希臘和阿拉伯統治時期，中亞南部的農業得到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漢代開辟絲綢之路後，中亞的灌溉農業與中原精耕細作技術發生了直接交流，推動了農業的整體發展。哈喇契丹人西遷到中亞建立西遼王朝時期，進一步將中國內地的農業、手工業技術帶到中亞，使農業生產出現了史稱“多五穀、瓜果、葡萄”的景象。遊牧民族對農業區的統治多采用“采邑製”，分封的領主在領地內征收賦稅，休養生息，鼓勵生產。14世紀時，中亞農業區呈現村落相望、溝渠縱橫、人口繁庶、物產豐富的繁榮景象。
哈薩克斯坦的遊牧業轉型。哈薩克人是傳統的遊牧民族。哈薩克斯坦是中亞最大的國家。在哈薩克斯坦曆史上主要有被稱為“玉茲”的三大遊牧部落群。大玉茲部落群集中在南部和東南部，四季在天山—南部荒漠之間遊牧。中玉茲遊牧部落群占據東哈薩克斯坦，遊牧於中部荒漠—草原帶—阿勒泰山之間。小玉茲部落群主要在西哈薩克斯坦，遊牧於裏海—卡拉庫姆沙漠—北部草原帶。由於自然條件惡劣，遊牧民需要在幾百公裏的範圍內轉場放牧。19世紀俄羅斯侵入中亞後，逐漸發展農業生產。隨著人口的增長，一些哈薩克人也轉向定居放牧或半農半牧。1917年革命後，哈薩克斯坦建立了蘇維埃政權。1920年開始土地改革，原先名義上屬於氏族所有的土地收歸國有農場或集體農莊。大牧主的牲畜被平均分配給農牧民。許多人恐慌性地大量宰殺牲畜，或驅趕牲畜遷入中國境內，導致牲畜銳減，遊牧業被摧毀。到1934年，哈薩克斯坦僅有一個遊牧部族延續下來。“二戰”前後，蘇聯在中亞采取多種措施恢複和發展農業，但畜牧業一直增長很慢。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哈薩克共和國的主要牲畜數量和畜產品產量才恢複到1913年的水平。在定居、半定居和冬季儲備草料的基礎上，到20世紀80年代牲畜數量達到1916年水平的兩倍，僅綿羊的數量就達到3600萬隻。與此同時，在幹旱地區大量開荒和提水灌溉，引起了“黑風暴”頻發和鹹海幹涸等生態危機，畜牧業的基礎出現了更大動搖。前蘇聯解體後，哈薩克斯坦獨立，土地和牲畜全部私有化，原有的生產體係崩潰，2001年牛、羊的數量分別比1990年下降34.4%和27.7%。
俄羅斯草原遊牧的變遷
現今俄羅斯境內的布裏亞特、圖瓦、卡爾梅克等民族聚居地區（自治共和國、自治區等）古代屬於匈奴、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活動的地方。由於曆史和自然的原因，農耕種植業發展較早。大約在19世紀後，這些地方的遊牧業越來越多地轉變為農牧結合的形式。
圖瓦。位於唐努烏梁海地區，在清代屬烏裏雅蘇台將軍管轄。境內有草原、森林、苔原和山地，傳統遊牧以牛、馬、馴鹿為主。遊牧方式主要采取歐式的山地遊牧，即冬季在山地放牧，夏秋季移到河穀地帶。農業出現較早。考古發現匈奴時代即有小米和骨製農具遺跡，中古時代有鐵製的犁和其他農具。蒙元和清朝時期中國軍隊的軍墾和屯墾使這一地區的種植業達到很大的規模。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漢族農耕文化和俄羅斯耕作方式的雙重影響下，形成了半農業半遊牧的生產生活方式，山地仍為放牧場，河穀地帶農業采取休耕方式，即開墾一塊土地耕種兩年左右，然後休耕5~6年。也就是說每戶需要有2~3塊農田輪流種植作物。春季播種後，牧民即趕著牲畜到夏營地放牧，中間再回來灌溉幾次，秋季收獲時將牲畜趕回來在農田附近放牧。種植作物以穀子和大麥為主。後來從俄羅斯引入了小麥。由於耕作粗放，所以產量很低。糧食貯藏在農田附近地下的瓷缸中，牧民定期從遊牧點回來取走。
布裏亞特。主要分布於貝加爾湖和外貝加爾地區。6~8世紀曾經有灌溉農業存在，但後來消失了，在17世紀之前一直是純粹的遊牧業。俄羅斯人遷入後，這裏的農業開始發展。19世紀，布裏亞特人開始采取俄羅斯人秋季打草並運到冬營地貯草過冬的養畜方式。他們在冬營地建造木屋定居，其他季節外出遊牧。同時幾乎所有的布裏亞特人居住區都有農田分布。1848年伊爾庫茨克從事農業的俄羅斯人已達10萬人，布裏亞特人有3.6萬人。農業生產采取3頭牛牽引的俄式大鐵犁進行深耕，產量較高，因而有條件從休耕和棄荒的遊農轉變到固定地塊的換茬輪種。農作物主要有黑麥和馬鈴薯等。一年中牧民們在冬營地居住8個月左右，到夏秋營地遊牧4個月左右。到19世紀末，東部地區的布裏亞特人仍然從事遊牧業，西部多為半農半牧並兼營狩獵和捕魚。20世紀20年代後，布裏亞特人大部分轉為定居。1996年和2006年，我曾分別乘火車和汽車出訪俄羅斯赤塔州，途經阿金斯科布裏亞特自治區，在公路和鐵路上穿行4次，在500公裏的路途上未能看到一群牲畜、一個牧戶。看來前蘇聯的國有化、集體化政策對草原畜牧業的摧毀是十分徹底的。
卡爾梅克。蒙古帝國西征後在南俄草原曾經建立汗國，此後又有來自中亞的蒙古人遷入，在伏爾加河流域遊牧，幾經演變形成了現在的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據記載，在17世紀時伏爾加河下遊約有5000個遊牧帳篷。自19世紀後，進入該地的俄羅斯人增多，開始出現俄式農業生產。前蘇聯時期卡爾梅克人曾經被整體遷移到西伯利亞多年，重新回遷後遊牧的條件已不複存在了。
持之以恒的蒙古國遊牧業
蒙古國至今保持著世界上最為傳統的遊牧業形態。一般認為蒙古高原的遊牧業存在了約3000年左右。早在匈奴和突厥時代，境內的鄂爾渾河流域等地就出現過農耕種植的遺跡。蒙元時代在都城哈喇和林一帶也有一定規模的農作物種植。清代在漠北適宜的河湖流域曾進行過較大規模的屯墾和軍墾。但是這些種植業大多由來自中原的漢人從事，遊牧民族除間或有少數部族從事部分農業外，大部分人一直堅守遊牧的生產和生活狀態。1921年蒙古革命後，紅色政權開始強調發展農業。後來提出了“建設文明草原牧場畜牧業”。但是這些口號並不能動搖遊牧業的基礎地位。蒙古國曾經在水源條件較好的地方大量開墾土地，興辦蘇聯式的機械化大農場，但因氣候條件製約和經營管理不當，一直未能解決本國的糧食供應問題。在發展農業較早的西部一部分地區，現在遊牧業已成為副業，遊牧民轉為以農業和打草貯草、定居放牧相結合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在中部和東部的戈壁和草原諸省，牧民們仍然處於四季遊牧的生產狀態。但是棚圈建設、貯存過冬飼草、草原打井使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有所提高。
1990年蒙古經濟社會“轉軌”後，原來公有的棚圈、水井、機具等設施都遭到了極大破壞，完全回到“靠天養畜”的狀態中。到1999年，擁有50頭以上牲畜的牧戶占總數的50.8%，不足10頭的占15.1%。1994年，我在訪問蘇赫巴特省一家著名的牧戶時，看到隻有工業化組裝的簡易敞棚是他唯一的基礎設施，牧民住所仍然是陳設簡單的蒙古包。在大約300多隻綿羊中，積存的商品大羯羊占很大比例。當問到牧民為何不及時出售商品羊時，我們得到的答案是在過去國家統一計劃經營時，每年會有食品公司從遠在七八百公裏外的烏蘭巴托前來收購，而近幾年分戶經營牲畜，收購羊的公司也就不來了。
現實就是如此不協調：一方麵是商品羊成群滯銷積壓；另一方麵是蒙古包內空空如也。著名牧業大戶的生活狀況尚且如此，一般牧民的困境就可想而知了。在肯特省的森林草原中訪問的一家布裏亞特牧民牲畜更少，我們帶來的磚茶、食品、羊毛呢等禮品令女主人非常好奇，她端出自製的果醬、鬆子熱情地招待我們。從介紹中得知她在畜牧專科學校畢業後一直在蘇木的畜牧站工作。20世紀90年代初變革之後，單位就沒有人管了，於是她自己回到鄉下養了幾頭奶牛，經常到蘇木出售點奶製品。顯然這點收入無法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但是幾經訊問也找不出她的其他收入來源。
蒙古國實行自由化變革後，從官方宣示到民間意向一度曾以恢複遊牧業為宗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製全部廢止，而市場體係又無從發育。每遇幹旱、雪災即會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在21世紀初，蒙古國的牲畜數量連年下降，僅2000~2001年兩年因雪災損失的牲畜數量就達800萬頭。本書寫作過程中，我在網上搜索信息，發現一則消息稱2010年一場大雪寒潮造成蒙古國250萬頭牲畜死亡，許多牧民生活難以為繼。從官員到牧民都見證了“走敖特爾”把風雪災害變為“倒場災害”的可悲結局。當時的蒙古國總理在指出必須放棄幾百年來的傳統遊牧方式時說：“為了生存，我們不得不停止遊牧生活。”最近幾年氣候條件較好使蒙古國獲得了罕見的大豐收。據新華社報道，2010年蒙古國擁有牲畜3270萬頭，有16萬戶牧民家庭。蒙古國總理巴特包勒德在議會比較係統地闡述了“畜牧業健康發展新政策”，包括對粗放的畜牧業進行調整，建設現代化飼養場，加強集約化生產，取消畜產品增值稅，建立農畜產品原料交易市場，等等。他還強調，廣大牧民既要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也要充分享受現代文明。
縱觀蒙古國近20年來的畜牧業發展軌跡，盡管總頭數近年來有所增長，但是因災害造成牲畜數量劇烈波動、山羊數量畸形增長、草場退化和荒漠化嚴重的致命弱點也已暴露無遺。據報道，2007年蒙古國時任總統主持的“千人牧民大會”上，重點討論了如何應對荒漠化給蒙古畜牧業帶來的問題。會議披露，在蒙古國1.13億公頃的牧場中，超過70%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和沙漠化現象。據人民網2011年11月8日報道，蒙古國自然環境和旅遊部在一個國際研討會上披露，在全國6646條小河溪流中已有551條幹涸；有483個湖泊沼澤已經幹涸，占總數的13.4%。對牧民來說，小河小湖和大河大湖同樣重要。麵對嚴峻的生活、生產和生態問題，蒙古社會鼓吹維持純粹遊牧方式的聲調大為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