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畜牧業的轉型
內蒙古草原是曆史上眾多遊牧民族的發祥地和活動基地。鮮卑人創建北魏時留下的一首關於“敕勒川，陰山下”的優美詩句流傳了一千多年，以致很多人以為內蒙古都是清一色“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優美景象。但現實的內蒙古高原本來就是大草原、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農田、大水麵構成的巨型鑲嵌畫。其中內蒙古的草原麵積占全國總麵積的22%，森林麵積占全國總麵積的12%，戈壁麵積占全國總麵積的33%。
農牧分界格局的形成。內蒙古從東到西橫跨約30個經度，直線距離2400多公裏；從南到北跨16個緯度，直線距離1700多公裏。地形、地貌、氣候、動植物都具有很強的多樣性。例如決定草原生產力水平的年降雨量，東部草甸草原區多達350~500毫米，中部典型草原區達200~400毫米，西部荒漠草原區僅有100毫米~200毫米。最西部的荒漠戈壁年降雨量隻有50毫米以下。考古研究證明，早在7000年前的紅山文化時期，東部草原的遼河流域即出現了農耕和村落的遺址，但後來因氣候幹冷化而變成了遊牧區。漢代以後，在內蒙古境內的遼河、黃河、黑河、灤河流域都出現過規模較大的散在墾殖行為，也都沒有延續下來。明清兩朝都實行對蒙古地區的嚴格封禁，特別是清朝從“分而治之”，維護統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出發，皇帝屢發聖旨嚴格“禁止開墾蒙地”。在19世前的300多年間，除少數蒙古王爺私自招墾部分川地外，一直沒有大規模的“官墾”。即使是北元蒙古帝王阿拉坦汗時代出現的黃河沿岸農業，在清代也處於限製在局部開發狀態。康熙皇帝批準察哈爾都統招墾部分官牧場應屬特例。但是到了清後期，“私墾”大量出現，“官墾”也在增加。1900年後，在朝廷、地方大員和蒙古貴族都麵臨財政危機的壓力下，清朝政府以抵禦沙俄吞食邊疆的名義，開始執行“放墾蒙旗土地籌晌練兵”的政策。降水和灌溉條件較好的東部科爾沁草原、中部的察哈爾草原、西部的鄂爾多斯草原成了重點開墾對象。
清王朝被推翻後，軍政大員、大小軍閥和蒙古王公貴族勾結起來，共同將開墾蒙荒作為斂財之道。各地多次暴發的抗墾起義絲毫不能阻擋蠶食草原的洪流，僅僅三四十年的時間，大興安嶺以東、陰山南北、前套後套平原的大部分草原已被墾為農田。原有的牧民部分就地轉為農民，大批關內“流民”定居新墾區，各種名目的墾務局也改為縣。到20世紀40年代，在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形成了旗縣共治的局麵，一些名義上的旗實際上也變成了農業區，基本形成現在內蒙古農牧分界的格局。畜牧業也分為牧區的“草原畜牧業”和作為農村副業的“農區畜牧業”。在計劃經濟“以糧為綱”時期，墾殖線進一步北移。
草原畜牧業持續發展60年。近代的內蒙古草原長期處於人口數量下降、牲畜頭數銳減、民不聊生的苦難境地。直到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成立後才發生了徹底改變。黨和政府抓住幾條主線不遺餘力地推動牧區經濟及畜牧業發展：
針對草原牧區的特殊性，推進漸進式的社會改革。自治區政府成立之初，在烏蘭夫等革命前輩的主持下，製定了以“人畜兩旺”為重點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後來又提出了“千條萬條發展牲畜第一條”的行動綱領，實施了對牧戶“不分、不鬥、不劃階級”和“牧主牧工兩利”的改革措施，調動了全體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擁有成千上萬頭牲畜的富有大戶（巴彥）可以繼續安心發展生產，沒有牲畜的牧民也能通過提高仔畜分成比例的新型“蘇魯克”開始投入生產。政府在興辦國有示範牧場的同時，組織牲畜特別多的大牧主組建公私合營牧場，牧主當場長，公方派員當黨委書記，牧民以畜入股，全員成為牧場職工。這些措施可以使所有人各得其所共同發展。東烏旗額和寶力格牧場的私方場長額爾很巴圖在牲畜公私合營後，到北京參觀，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被譽為“紅色牧主”。他在長達20多年的牧場經營中盡心竭力。在抗美援朝捐獻活動中積極認捐大量牲畜和牛肉幹，同時在草原剿匪中一次就向解放軍部隊捐獻乘馬320匹，改革開放後又捐款建成了第一所牧民子女寄宿的蘇木學校。
針對遊牧生產的脆弱性積極推動畜牧業基本建設。1947年發布的《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施政綱領》中提出了“保護牧場，畜牧區改善飼養法，打井、儲草，增進醫療衛生防疫及獸醫設備”。實施過程中各地因時因地製宜，各有側重。20世紀50年代開始以棚圈、水井、飼料基地建設為重點，60年代以草庫倫建設為重點，70年代以定居建設為重點，80年代以打深機井、建防災基地、開發無水草場為重點，90年代以草地建設、青貯飼料為重點。經過持之以恒的基礎建設，草原畜牧業實現了“中小災無害、大災不減產”的穩定發展。
1954年錫林郭勒盟烏珠穆沁草原遭受特大雪災時，中央人民政府派出飛機共15架次空投糧食和飼料，解救受困人員和牲畜。1977年錫林郭勒盟全境遭受特大雪災（鐵災）達6個半月，國家和自治區政府專門組織抗災汽車隊支援，派飛機空投，派坦克開路運送抗災物資，使大部分牲畜得以保護。1992年錫林郭勒盟再次遭受特大雪災達5個半月。自治區政府撥出專款購置拖拉機用於破雪運送飼草飼料，災後牲畜總頭數比上年保持了正常增長，第一次實現了“大災之年保豐收”這一奇跡般的目標，距“大災無害”的理想狀態隻差一步之遙。
1999~2001年內蒙古中部和西部連續3年大旱，草場不見返青，3000多萬頭牲畜麵臨死亡威脅。此時，國家糧庫積存有大量“陳化糧”補貼出口，外方還要壓價賤買。自治區政府把補貼出口的政策運用於補貼抗災，以補貼價對牧民敞開銷售“陳化糧”玉米加工飼料，頭兩年的旱災順利地抗過去了。不少地方還出現了新繁育仔畜不減反增的奇跡。牧民們對第三年的雨水有急切的期盼。但是第三年仍然是大旱年，這對連續兩年未能恢複膘情的牲畜形成新的更大的威脅。幾年間沙塵暴頻發，引起了國內和下風向的韓國、日本等國輿論嘩然。本來沙塵暴的沙源來自於境外荒漠，內蒙古草原隻能起到增強或削減不夠的作用。但是內蒙古牲畜發展快，理所當然要承受多方的指責。牲畜與草原在輿論上一時間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對立關係。從此之後，減少牧區牲畜成為主線。但是當層層將減畜指標下達到牧戶時，實際上減不減、減多少成了誰也說不清的“口頭賬”—反正在缺乏嚴格監督的情況下，誰也沒有辦法把牲畜數搞清楚。有的牧業旗前任領導連續幾年都實現了名義上的減畜目標，但後任領導發現實際牲畜頭數要多出很多。這說明控製牲畜必須變成牧民的自覺行動才能實現。好在草原的所有權、使用權和承包權都已明確，保護牧場的責、權、利都已落實到家庭這一最基本生產單位，牧民保護和建設草原的能力不斷增強。隻要政府政策引導對頭、有力，牧民自主的草畜平衡和穩定發展完全可以變為永恒的現實。
針對草原畜牧業的自然性推廣科技，改良畜種。草原畜牧業無論是遊牧、半遊牧，還是目前的定居放牧，都是傳統的生產方式，主要依附於自然。因而，除了前文所述的脆弱性即不穩定性外，低產出、低效率、低質量也是固有的弱點。自治區政府成立後，在著手發展科技、教育事業之初，就把“畜牧”放到優先發展地位。農牧大中專院校、畜牧獸醫及草原科技推廣隊伍、種畜場及示範牧場等機構都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形成了體係。建國後不久，就消滅或控製了牛瘟、口蹄疫等烈性傳染病。通過從新疆到內蒙古的“萬裏趕羊”把細毛羊優良品種推廣到內蒙古牧區。20世紀60年代後動用國家稀缺的外彙從國外進口了大量馬、牛、羊的優良種畜，70年代後進口儀器設備，使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世界上推廣牛冷凍種源數量最多的地區之一。
在計劃經濟時期，“改良畜種”被上綱到是否執行“正確路線”的高度以搞運動的形式強力推行。自治區驗收命名了10多個優良牲畜品種。為了改變牧區隻輸出原料的不合理布局，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自治區建成了全國最大的牛羊屠宰廠、毛紡廠、羊絨紡織廠。改革開放30多年來，政府主導和市場多元化的力量相結合，對草原畜牧業的整體產出和價值水平從多方麵進行提升，一直引領著全國牧區畜牧業的發展。有些畜牧業生產指標已經在國內、國際都達到了較高水平。
2007年內蒙古自治區成立60周年時，牲畜總頭數達到9814萬頭，比1947年增加10.7倍，年平均增長率為4.3%。牲畜頭數的穩定增長說明畜牧業固有的脆弱性得到了有效克服，天災與人爭畜的局麵基本扭轉。更重要的是結構合理了。綿羊、奶牛、肉牛等產出效益高的畜種大為增加；奶牛、絨山羊等產品加工增值潛力大的個體大為增加；而經濟效益、生態效應都較差的馬群和普通山羊大為減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建國後不久自治區管理專家設計的牲畜總增率指標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獨創的，對提高畜群總體生產水平具有內含全麵、簡單明了的特點。這一指標的基本含意是把每年增殖數超過死亡數的量作為畜群增長的總財富，相當於“畜群的GDP”，而不是像過去那樣把積累的存欄數作為衡量財富的數值。在市場經濟國家這一指標所代表的內容是由市場主體（牧場主）遵從價值規律自覺地實現的，所以沒有必要由政府設立專門的指標來管理。而對我們的計劃經濟體製和麵對的將畜群規模視為富有標誌的傳統畜牧業來講，必須計算總增率才能估計出真實的總成果。這一指標的設立和運用對內蒙古自治區畜牧業的轉型和變革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
畜牧業生產力的三次解放—錫林郭勒盟為例。20世紀40年代末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之初，錫林郭勒盟的18萬平方公裏可利用草場上牧養著154萬頭（隻）牲畜，生活著17.1萬農牧業人口。平均每平方公裏不足1人，平均每人擁有牲畜9.6頭。即使全部牲畜由當時的牧民總數6.84萬人分攤，人均也隻有22.5頭（隻）。這些數字說明當時的錫林郭勒盟呈現出典型的地廣人稀、牲畜少的凋敝景象。自治區成立後對畜牧業保護、扶持、建設、改革的長期不懈努力促成了草原畜牧業生產力的三次大解放。
推廣定居放牧生產方式，提高草地資源的綜合轉化效率。遊牧生產的產出水平低，突出地受兩方麵的製約。一是無水草場比例過大，有的旗比例高達60%以上。這就意味著偌大的草原隻有40%的麵積可以正常用於生產，其他地區隻能在短時間、遠距離“走敖特爾”，或者是冬季牧草幹枯後才能輕度利用。二是十年九災，造成大批牲畜損失。因災死亡意味著牧民們經年累月利用大草原的“恩賜”所飼養起來的牲畜在不能提供衣、食、用的功用之前就突然消失了。牧民們辛勤勞動換來的牲畜竟然是“回歸自然”的可悲結局。解除兩大製約的有效途徑就是通過打井、修建棚圈、打貯飼草和種植飼料、建設定居點等綜合性的基本建設，將純粹遊牧、完全依附自然的生產方式轉變為定居補飼與移場放牧相結合的生產方式。錫林郭勒盟實現這一轉變的時間大體是南部牧民在20世紀60年代，北部牧民在20世紀80年代。這一轉變帶來的直接效果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再沒有出現過牲畜總數的大幅波動，即使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也不會受到重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