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現代化路徑(2 / 3)

主導肉羊品種遭受漠視。在廣大牧區,肉羊生產使用最多的品種是烏珠穆沁羊、蘇尼特羊、巴爾虎羊。這些品種成為內蒙古羊肉暢銷全國的基礎。但是這些品種都是在地方良種的基礎上,經過本品種選育而成,與“洋品種”不沾邊,因而長期以來總是覺得“土氣”,隻能由基層“小打小鬧”選育種公羊。因而國家級、省區級和盟市級的種畜場從來不會為它們安排,資金投入、技術力量、科學研究等重要資源曆來缺乏。作為羊肉主產區的草原牧區,對種畜生產和供應這一決定方向和質量的基礎性工作,政府部門抓不抓、投入多大力量,全部取決於旗縣級領導的“眼光”,很少能登入高層次的“大雅之堂”。這次考察過的東烏珠穆沁旗的種羊體係,已經具有現代種畜生產供應結構的雛形,但是如果沒有更為規範的製度化建設,其應有的潛力和功能很難再有大的提升。

外來種源引入混亂。一些鼓噪一時的品種,在中間商的不實宣傳下胡亂引進。有的因適應性差造成了整體生產性能下降和經濟損失,有的則直接影響了內蒙古牛羊肉的品質和信譽。錯誤引入外來品種導致的有害基因擴散,則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除掉。

構建種畜生產供應體係。根據國情和區情,解決種源問題應采取冷凍種源和種公畜生產並重的方針。現有冷凍種源的生產和供應能力已十分強大,在推廣使用不存在問題的奶牛生產和采用舍飼形式養畜的地方應繼續著力發揮其潛力。在冷凍種源覆蓋率低的畜種和地區,應借鑒區內烏珠穆沁羊種羊生產和美國肉用種公牛生產的經驗和做法,建立覆蓋全部畜牧業的種公畜生產推廣體係。美國的普通種公牛供應半徑一般不超過150公裏。而在我國應是多大範圍的供應半徑,則需要進行合理規劃。初步設想供應給普通畜群的種公羊不出村(嘎查),種公牛不出鄉(蘇木)比較適宜。對種公畜的培育方法和出場標準,應按照不同生產對象分級製定技術法規:

原種場。凡是生產中使用的肉牛、肉羊品種都應建立原種場,主要任務是保持品種的質量不退化,而且能穩定提高。原種場的基礎母畜和種公畜都應是本品種的最優個體,通過采取人工授精逐頭進行個體選配的方法,生產出譜係清楚、生產記錄齊全、後裔遺傳性測定成績優良的種公畜,供下一級擴繁場使用。

區域性擴繁場。根據種公畜的需求量合理布局。主要任務是為基層擴繁場提供種公畜。生產原則同原種場,但在條件不具備時可以省略後裔測定環節。

基層擴繁場。原則上設在村(嘎查)。主要任務是利用上兩級種畜場提供的優良種公畜和本區域最好的核心基礎母畜群,進行種公畜的生產、供應與管理,為牧戶提供數量充足、生產性能優異、遺傳性穩定的種公畜。供應形式采取出售、出租、委托管理均可,與牧戶通過合同約定。在基礎生產畜群改良程度不太高的地方,如果個體選配條件不具備,也可以采用群體選配、表型選種的辦法擴大種畜生產規模。

經過上述三級種畜場的係統化建設,種公畜的生產供應就可以從普通畜群生產中分離出來,與原有自上而下的冷凍種源生產供應體係相結合,構成全品種、全覆蓋的服務網絡,畜牧業現代化就有了可靠的遺傳物質基礎。屆時發達國家能夠迅速提高牲畜質量的技術方法在廣大牧區的生產中同樣能夠發揮作用。

育肥業分工

20世紀90年代,內蒙古曾經以“北繁南育”為口號,組織牧區繁殖、農區育肥的區域化分工。10多年後回頭看,在肉牛生產中效果明顯,但在肉羊生產中尚未形成規模,總體上肉牛肉羊育肥都需要進行再組織、再提高。

育肥潛力的再認識。這可以用幾個事例來說明。

例證1。美國肉牛生產的理想周期是18月齡出欄,其中1/6的時間即3個月為育肥期。育肥開始前的活重一般為700~900磅,育肥結束進行屠宰時的活重一般為1100~1300磅。3個月的育肥期增重相當於之前15個月生長期增重的50%左右。換言之,如果沒有育肥這一專門環節,要麼損失1/3左右牛肉產量,要麼需要再延長飼養期兩年左右才能出欄。

例證2。烏珠穆沁羊羔在3月齡時生長速度最快,平均每日增重300~400克,到4月齡即急劇下降。牧民在大群放牧時一般在6月齡出售上市。如果4~6月齡的3個月內通過集中育肥,至少每隻可多增加三四公斤肉,相當於提高產肉量30%左右,但是牧區缺乏飼料,運到農區育肥又存在運量大、費用高的問題,所以至今未能形成規模化推廣之勢。

例證3。20世紀70年代國外友人將一小批安格斯牛做為國禮贈送給我國領導人,放養在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進行保種和繁殖。這種牛初生個體較小,但生長發育快,適合在1~2歲時育肥出欄。十幾年後這一美洲肉牛生產的主要品種,以超強的適應性在當地已繁殖成幾大群。但是由於當時缺乏育肥業的支撐,牛的產肉性能好和牧養成本低的優勢無從表現。按當地牛的傳統生產周期養到4~5歲出欄時,個體大小和產肉量與歐洲引進的大型肉牛品種差了一截。結果“國禮”安格斯牛的商品價值和固有優勢完全都被湮沒了,後來這批牛就銷聲匿跡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自治區一家公司出麵,與加拿大的幾個牧場主合作,引進了一批安格斯牛和海福特牛,而且引進了配套機具和技術。下得工夫可以說是到頂了。但是同樣因為缺乏育肥業支撐,加之缺乏優質優價的牛肉品牌上市,致使雄心勃勃的引種擴繁計劃隻能不了了之。

例證4。20世紀90年代我曾受命在一個旗蹲點抓秋季經濟工作。看到屠宰場每天有大量的1歲半幼牛和當年羔羊未經育肥就屠宰掉了,失去了很大一塊增加產肉量的潛力。旁邊的製酒廠每天有大量剩餘的玉米酒糟,這本來是育肥牛的絕好飼料,但卻因無畜可喂,隻能埋到地下。現成的解決方案是,酒廠和食品公司合作搞肉牛育肥。這兩家都是國有企業,協調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因為貸款問題卡了殼。找到同為國有的商業銀行協商,能否把食品公司的收購牛貸款轉為製酒廠的育肥牛貸款,答案是在貸款計劃控製很嚴的情況下,基層銀行無權變更上兩級銀行才有權決定資金用途的指令。因而我們隻能眼睜睜地看著牛肉和飼料都在年複一年地浪費下去。時至今日,牛的育肥雖已形成農區、牧區之間區域性銜接關係,但交易環節尚缺乏規範,效率仍有待提高。肉羊育肥則尚未找到規模化發展的路子。草原優質肉類的生產潛力年複一年地流失掉多少不得而知。

肉牛育肥業的製約—標準和市場。2010年我國消費市場上牛肉的價格有可觀幅度的上漲,在牧區卻出現犢牛的價格不升反降的反差。這裏的原因有飼料糧價格上漲的因素,但其影響不會如此之大。合理的解釋就是,犢牛和架子牛的交易環節出了問題。在既沒有標準,又沒有公開市場的情況下,農區和牧區之間遠隔幾百公裏的交易全部靠成百上千個“牛販子”,這種交易方式無異於老百姓所說的“隔山賣牛”。每到秋季,“牛販子”們開著汽車走家串戶,一撥一撥討價還價,不僅使信息失真,而且一次性成交率低,交易成本無形中被抬得很高。此外,缺乏便利的交易渠道,架子牛飼養階段的特殊性難以體現。這一階段正常的生產要求應是維持低速增重。在架子牛飼養階段體重出現負增長或過快增長,都不利於產肉量的增加和成本的降低。這一點在牧區傳統的“越冬保命”式牧養和農區過早進入育肥場時,都難以掌握。在這方麵,美國對犢牛和架子牛大多都按標準在拍賣市場交易的方式可以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啟示。

肉羊育肥業的出路—節糧型育肥。內蒙古推行“北繁南育”後,對肉羊育肥雖然一直有人在試驗,但至今未形成規模。牧區每年出欄的兩三千萬隻肉羊中大部分未經育肥而直接屠宰,造成產肉能力的極大浪費。草原牧區的肉羊不宜像肉牛那樣運到農區育肥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認為肉羊的育肥增重潛力有限,長途運輸經濟上不一定合算;二是羊對環境的應激反應較為敏感,活羊運輸後的恢複和適應期相對較長,影響育肥增重效果;三是羊的育肥場占地麵積較大,一般在農區建設有困難;四是農區曆來就有牛的舍飼習慣和交易市場,而對羊則曆來認為隻適於放牧;特別是牧區的羊在農民看來屬於“半野化”性質,如何飼養育肥更是缺乏經驗;五是在農區狹小的羊舍內飼養育肥,有可能失去草原肉類的風味,難以保持牧區優質羊肉的價格水平。

把飼料從農區運到牧區開展肉羊育肥也是很多人曾經進行過的嚐試,但大多效果不佳,不得不半途而廢。主要原因可能有:一是飼料運輸、加工成本高;二是幹草、幹料飼喂時營養素很難配製完全,無法保證羔羊在放牧條件下的生長高峰;三是缺乏規範的交易方法。牧民現在出售商品羊一般都是在屠宰場以宰後的胴體計價,而活羊交易中過去曾經維持多年的估肉計價方法,在牧民中已毫無信用。如果真正實現了大規模育肥後,牧民和育肥場以何種方式計價交易就成了現實的難題。